犯罪心理

楼杰科译


4-1 刑事犯罪的心理要素
大多数严重的刑事犯罪除了要求有犯罪行为外，还要求被告人有特殊的心理状态，通常称为犯罪心理。许多较轻的犯罪不要求有犯罪心理，而仅需证明被告人造成禁止的危害。这些犯罪通称为严格责任犯罪，将在第6章里分别讨论。它们趋向于是量刑较低的犯罪，并且目的在于阻止特定的危害而不是进行道德责难。多数严重的犯罪要求证明有应受谴责的心理状态，例如被告人想要或预见特定的危害。可以依据好几个理由证明犯罪心理要件是正当的。如果制罪旨在威慑罪犯，那么仅适于惩罚故意违反刑法的人。同样地，如果刑事定罪含有非难要素（见第1章3），那么刑法应该要求有罪的心理状态。当然，仅因为被告人有犯罪心理，不能得出他必定有罪过的结论，因为他可能有辩护理由。例如，被告人可能故意杀害他人但是如果杀害是自我防卫那么被告人就没有谋杀的罪过。所以犯罪心理要件仅是法律评价被告人是否应受刑事责难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制定法或普通法上的犯罪定义可能包含着一个十分精确的被要求的犯罪心理形式（诸如买卖赃物案中的“知道或相信商品是偷来的”，《1968年偷盗法》s.22）。但是在某些案件中，定义或者使用像“有敌意地”等一般词语或者根本不暗含任何要求的心理要素。这意味着法院必须决定如果要求有心理要素那么要求的是何种心理要素。
在刑法的该领域内学院派法律人与许多法官之间存有许多分歧。法官们本身就并不全部一致或者他们的观点并未完全一致，这使重新制定以及修改刑法的任务更有必要且更加困难。例如，一个反复争论的问题涉及刑法应在何种程度上定义“犯罪心理的词语”诸如“意图”或“希望”的精确含义。许多法官认为这些词语最好留给法院来确定以便陪审团（或者治安法官）能够赋予它们通常而“常识”的含义（见第2章的热点讨论）。该领域内另一主要的争论，在第1章4中已提及，是法律是否应该要求证明主观的心理状态，或者是是否应该适用客观标准。
因为犯罪的犯罪行为可能包含了许多不同的要素，所以可能对这些要素要求不同的犯罪心理；所以犯罪的犯罪心理可能由好几个要素构成。买卖赃物罪要求买卖行为是不诚实的，也要求明知或相信商品是偷来的。夜盗罪，依据《1968年偷盗法》s.9（1）（a），要求侵害人意图实施意图偷窃等一系列犯罪中的一种犯罪而进入建筑物，并且外加被告人知道他作为侵害人进入建筑物，或者认识到他可能是侵害人而进入建筑物。夜盗罪的例子很有趣，因为虽然（例如，意图偷窃）法条中特别提到意图，但是侵害人的犯罪心理则没有提及：它已包含在法院的犯罪定义中。在心理要素未在定义中规定时，犯罪心理的形式经常由法院确定。在Tolson案中，Stephen说：
“不同犯罪的心理要素差异很大……每一犯罪的完尽定义明确地包含着或暗含着有关心理状态的命题……现今被法律或其他方式定义的犯罪比以前定义的犯罪要精确的多……但是留下一些不明确表述心理要素的犯罪是一般的——我认为可以说永恒的——立法实践。”
因此一般原则是犯罪可能包含好几个不同的犯罪心理要素，并且其中一个或多个可能在定义中留下了不明确的表述，而由法院来确定。
应该注意的是虽然犯罪心理一词字面上意味着“有罪的心理”，但是即使被告人无责，他也可能有犯罪心理。例如，在Yip Chiu-Cheung案中，被告人是卧底反毒警察，和毒品走私犯共同安排毒品输入从而有效地揭露了一个毒品走私团伙。法院判决他可以被说成是意图共谋安排毒品输入。他怀有良好动机地行为不影响犯罪心理是否存在的问题。

4-2 犯罪心理的不同种类
如我们所强调的，虽然每一犯罪都有自己的犯罪心理，但是有许多犯罪心理词语经常在犯罪定义中出现，并且这些词语需要被检验。它看起来符合逻辑，并且期望刑法拥有概念“图书馆”，具有明确的定义，然后能够适用于各种犯罪：它使起草，解释以及适用刑法更加容易并且更加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1978年法律委员会有关犯罪的心理要素的报告以及附随法案草案的目标；它也影响了1985年法律委员会公布的刑法典草案以及随后的报告。实践中，旨在发展一套有严格定义的犯罪心理术语是有问题的。不仅有涉及上面（见第4章1）有关犯罪心理词语是否可以定义地太僵化的争论；起草定义诸如“意图”这种适用于例如，偷盗，谋杀，未遂，以及刑事损坏等广泛不同的犯罪的词语也有困难。在英国的法律制度中后一问题由于法院总是从各案因而是特定犯罪的角度来确定词语的含义而更加恶化。结果就要知道同一词语，如“意图”，在两种不同犯罪中的不同含义。这种情况不可以被视为符合逻辑的或者可取的，当然它不会使解释或适用刑法更加容易。或许法官最近避免定义犯罪心理词语而更愿意相信在其最低程度指导下的陪审团常识是对该问题作出的反应。
我们将讨论三种主要的犯罪心理概念：意图，卤莽以及疏忽。它们可以被视为尺度，意图是最严重的犯罪心理形式，卤莽其次，疏忽最轻。

4-3 意图
4-3-1 意图起着不同的作用
人们早已注意到犯罪心理术语在刑法中可以发挥各种功能。特别是意图，更是如此。例如Jeremy Horder（1995年Horder）认为“意图”一词有四种不同的功能。

1、“构成危害”
意图可以用于“构成危害”，这意味着有意图地实施行为才构成犯罪，否则就无责。例如意图安全进入未授权的资料库而使用计算机，我们将在第14章中看到这一犯罪。很显然，使用计算机本身没有危害，而意图使行为应受刑事制裁。

2、保护自主
意图要件也可以用来保护自主。它可以发挥限制犯罪潜在范围的有益功能。这在考虑心理伤害时特别相关。虽然法律可能希望惩罚意图引起被害人心理伤害的高视阔步者，但是法律不愿惩罚使考生测验不及格并意识到会给考生造成心理伤害结果的测验者。意图要件有助于区分这些情况并且判高视阔步者有罪，但不判测验者有罪。

3、危害的性质
意图可以是危害的重要方面。有意图的推会被被害人认为比意外的推更严重。有意图的伤害不仅造成被害人的身体伤害，而且也证明未将被害人当作个人来尊重。

4、可责性的要素
最后，意图可以作为决定被告人应受谴责程度的要素。因此有意图的杀害被视为谋杀罪，反之卤莽杀害是稍轻的犯罪，即过失杀人罪。

4-3-2 意图的含义
依照意图可以起的不同作用，“意图”一词已证明法院很难界定并且在不同的语境中赋予了不同的含义是不会令人惊讶的。事实上法院很少必须考虑“意图”的确切含义。这部分是因为仅意图就满足犯罪心理的犯罪不多；更普遍是犯罪心理包括卤莽的犯罪。就这些犯罪而言，就无需区分卤莽和意图。这意味着意图与卤莽之间的界限这一重要理论问题并非经常具有实践的重要性。但是，有两个理由需要检验意图。第一个理由是概念上的：意图被称为“自决行为的范例”；即，想要结果使自己与该结果之间的联系程度要比卤莽或疏忽的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意图是最严重的犯罪心理形式。第二个理由更注重实践。多数有关意图的案件发生于意图和卤莽之间的区别标记着谋杀与过失杀人之间的区别的凶杀情形。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说行为人想要特定的结果呢？所有有关意图的案件的统一论题是应该赋予该词通常含义。因此意图的核心含义就是在某人想或希望结果发生时想要该结果。在犯罪未遂情况下处理意图含义的Mohan案中，James勋爵兼首席法官解释意图是指“目标”或“引起特定结果的决定”。他认为这与结果是可能还是不可能发生无关。你可以通过希望杀死被害人而向他开枪表明想要杀死被害人，即使他离你很远而你不可能成功杀死他。
同样清楚表达的是“意图与动机或欲望有所不同”（Bridge勋爵在Moloney案中）。这意味着法律不关心被告人为什么行为。所以例如，在“安乐死”案件中，即使可能有善良的动机（结束被害人的疼痛和痛苦），还是有杀害意图。在Hyam v. DPP案中，被告人的动机可能是嫉妒，或者是急切地吓唬意图中的被害人使他离开该区，但是法院仅对被告人是否意图杀害或严重伤害他人感兴趣。像这种情况，动机仅是证明意图存在的方法，它使被告人更可能有必需的意图。
因此，意图的核心定义就是被告人实施行为时的目的。这被认为与该词的通常理解相符，所以Bridge勋爵在Moloney案中提出一个“黄金规则”——有关意图的含义法官无需具体的指导陪审团。陪审团仅需使用该词的通常含义。
但是在疑难案件中（“罕见而例外的案件”（Gregory and Mott）），可能必须给出进一步的指导。这些案件是当被告人实施行为是为了引起一个特定的结果但是十分可能引起其他结果。常被引用的例子（来自于法律委员会的报告）是行为人怀着炸毁飞机上的货物而获得保险金的目的将炸弹放在飞机上。虽然他的目的只是炸毁货物（事实上他乐于飞行员能逃生），但他意识到飞行员的死亡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预见足以等于杀害飞行员的意图吗？
法院对该问题有严重的分歧。为了完全理解法律就必须看一看上议院讨论该问题的三个案例：

1、Moloney案
在Moloney案中，Bridge勋爵坚决区分了意图与结果可能或大概会发生的预见。依他的看法，为该案的其他法官一致接受，预见结果十分可能发生仅是意图的证据，而不是意图本身。证明预见是证明意图道路上的一个阶段，但是两者不应被混淆。所以在法律委员会的投炸弹者案中，投炸弹者预见飞行员会死的事实是投炸弹人意图杀死飞行员的证据，但本身不等于意图。
Bridge勋爵觉得在多数案件中不需要给陪审团意图的定义，而且参考预见会使两者混淆，因此没有必要。但是，在事实要求审理法官讨论预见的案件中，Bridge勋爵给予了如下“指导”：
“我认为法官只需让陪审团考虑两个问题。首先，谋杀案（或者在其他案件中必须证明有意图引起任何相关的结果）中的死亡或严重伤害是被告人自愿行为的当然结果吗？其次，被告人预见的结果是其行为引起的当然结果吗？应该告诉陪审团的是如果他们肯定地回答这两个问题，那么据此可以得出被告人意图引起该结果的正确推论。”
Bridge勋爵没有比这更具体的定义意图。什么是“当然结果”？Bridge勋爵没有说出它的含义，但是他的判决总体上清楚地表明它意指除非有意外介入否则本质上必然会发生的结果。但是，关于“当然结果”一词含义的疑问导致了（Moloney案后不久）其他案件上诉至上议院。

2、Hancock and Shankland案
在Hancock and Shankland案中，上议院赞成Bridge勋爵对意图的解释。Scarman勋爵，写了该案的上议院判词，肯定“预见不必然意味着意图的存在，虽然这在考虑了陪审团可能认为他有权推导出必需的意图的其他所有证据后可能是事实。”但是，Scarman勋爵感到引用上面的Moloney指导原则是有缺陷的，因为“当然结果”一词很可能被误解。它很可能被认为“当然”意味着没有事是非当然发生的并且该词未传达Bridge勋爵所想之近乎无疑的意思。Scarman勋爵认为应该清楚的告诉陪审团结果的可能性越大，就更可能预见结果而且结果是意图中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他也感到具体的指导原则不可能给审理法官多大的帮助，审理法官应该鼓励陪审团运用它的常识依据特殊案件的事实作出判断。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控制人口机械增长管理实施细则
大连市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实施《大连市控制城市人口机械增长管理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凡调、迁入开发区人员（不含从本市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和金州区、旅顺口区城市部分调、迁入），均应执行本细则。
第三条 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劳动人事局、公安局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负责开发区控制人口机械增长工作。
第四条 开发区控制人口机械增长，应坚持既要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保证，又要控制人口盲目增长的原则，使人口总量、层次、结构和布局与开发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第五条 正、副县（市）级和其他正处级以上（含正处级）干部，经组织部门批准的，可以调入。
第六条 开发区急需的副处级（含副处级）以下干部或专业技术人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调入：
（一）知名专家、学者，男不超过55岁，女不超过50岁的；
（二）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男不超过50岁，女不超过45岁的；
（三）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工作一年以上，年龄不超过40岁的；
（四）具有大学专科学历，从事本专业或相近专业二年以上，不超过35岁的；
（五）具有中专学历，从事本专业或相近专业三年以上，不超过30岁的；
（六）其他经市控制城市人口机械增长领导小组批准引进的确有真才实学或我区奇缺的人才。
第七条 开发区急需的教师，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调入：
（一）获得“全国优秀教师”称号的，男不超过55岁，女不超过50岁；获得省优秀教师称号的，男不超过50岁，女不超过45岁；
（二）高中及中等专业学校所需教师，大学本科（含本科）以上学历，不超过45岁的；
（三）初中所需教师，大学专科（含专科）以上学历，不超过40岁的；
（四）小学及幼儿园所需教师，中师（含中专）以上学历，小学教师不超过40岁，幼儿园教师不超过35岁的。 ＃13第八条 属于夫妻两地分居，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调入：
（一）一方具有研究生学历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
（二）拟调入一方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分居1年以上的；具有大学专科学历，分居2年以上的；具有中专学历，分居3年以上的；其他分居5年以上的。
（三）在开发区的一方符合以下条件，分居二年以上的：
1.市以上劳动模范或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并工作三年以上、以及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
2.残疾人或因公负伤经鉴定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以及患有严重慢性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3.属于在区内居住的父母身边的唯一子女的。
第九条 户籍在开发区身边无子女的离退休人员（男60岁、女55岁以上），可以照顾调入一名有工作的子女（包括配偶）。
第十条 军队驻地在开发区，符合随军条件的现役军官家属，可以调入。
第十一条 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要求回开发区定居的，以及侨务统战政策规定可以照顾的人员，可按有关规定接收安置。
第十二条 接收安置留学回国人员，须是出国前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在国外学习一年以上并取得一定成果或出国前虽不具备大学本科学历，但在国外获得学士以上学位的。
第十三条 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按市政府每年制定的毕业生政策接收。
第十四条 调入工人，须是急需特殊工种的工人、技师以及急需专业的中专以上学历的技术工人，年龄不超过35岁。
第十五条 五大行业（矿山井下、森林采伐、野外勘探、盐业、海洋捕捞和远洋运输）招收新工人按国家规定执行；技工学校招收特殊工种新生，上报市控制城市人口机械增长领导小组批准。
第十六条 安置军队转业干部，按大连市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的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安置复员退伍军人，应是从开发区入伍或外地入伍其配偶原籍在开发区有常住户口且结婚四年以上的；安置军队离退休干部、军队转业志愿兵、无军籍的退休职工，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援藏退休干部或支援边远地区的退休科技人员，有居住条件和亲属投靠的，可以迁入。
第十九条 “三投靠”（老人投靠子女、子女投靠父母、夫妻投靠）人员，按规定条件迁入。
第二十条 被注销开发区户口的人员，按规定可以回开发区的，予以落户。
第二十一条 为开发区引进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的，准予本人、配偶及未婚子女迁入落户，其户口性质不变。
第二十二条 单位在开发区投资人民币50万元以上并在区内购置价值20万元以上营业场所，或连续三年累计上缴地方税收人民币20万元以上的，可迁入企业法定代表人（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董事长或总经理）及其配偶、未婚子女的户口。
第二十三条 外省、市单位成建制迁入开发区，须经国家、省、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四条 外地驻开发区机构的人员，只办理暂住户口。
第二十五条 特殊困难或落实政策人员需调、迁入的，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 审批程序：
（一）录取和分配的大中专院校学生（毕业生）、接收安置转业干部分别凭录取院校、市人事局、军转办签发的手续，到市人口控制办办理核签手续后，再到开发区户口登记机关办理户籍登记。
（二）被批准正式录用、招工或调转的干部、工人凭开发区组织、劳动人事部门出具的手续；“三投靠”人员凭公安部门出具的手续到市人口控制办办理核签手续，经核签同意后由开发区公安局签发《准予迁入证明》。
（三）其他迁入人员，凭有关部门出具的手续到市人口控制办办理核签手续后，由开发区公安局签发《准予迁入证明》。
第二十七条 符合规定条件并经批准调、迁入开发区的下列人员，按以下标准缴纳城市建设增容费：
（一）调入的干部、工人、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不是从大连市出国的留学回国人员，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每人1万元；大专学历的每人1.5万元；中专学历或特殊工种技术工人每人2万元。上述人员的家属每人1万元。
（二）成建制迁人的人员及随迁家属，每人收取1万元。
（三）因特殊情况和符合引进资金、捐赠、购买商品房、投资条件迁入人员及其随迁家属每人收取2万元。
第二十八条 对应收取城市建设增容费的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免缴城市建设增容费：
（一）批准调入国家机关的干部及随迁家属；
（二）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和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及其随迁家属；
（三）由大连市调出，离休后回开发区投靠配偶或其子女都在大连市的干部；
（四）经市以上组织部门选派的领导干部及随迁家属；
（五）按规定解决夫妻两地生活人员；
（六）符合本细则第七条规定并经市政府特批调入的中小学教师。
对开发区急需的人员，不符合免收条件但缴费确有困难的，由本人或接收单位提出申请，经审批部门审查同意，报开发区管委会批准，可以适当减收城市建设增容费。
第二十九条 城市建设增容费在到市人口控制办公室办理核签手续时缴纳。
第三十条 私人以本人资金来开发区经商办企业、捐赠资金和物资以及购买商品房，需要迁入户口的，按《大连市关于私人投资、捐赠和购买商品房户口迁移暂行规定》办理。
第三十一条 大连保税区调、迁入人员的管理，按本细则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细则由开发区劳动人事局、公安局按照各自职责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细则发布前有关开发区调、迁入人员的规定，凡与本细则不一致的，均以本细则为准。



1996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