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对本院华东分院《清理积案中改造旧法观点旧作风的几个问题的综合报告》的通报

1952年8月2日，最高法院、司法部

各大行政区最高人民法院分院、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华北分院，各省市人民法院、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法院：
本院华东分院《清理积案中改造旧法观点旧作风的几个问题的综合报告》很好。该院在清理积案中贯彻了司法改革的精神，并有所创造，特通报各地参考。

附：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清理积案中改造旧法观点旧作风的几个问题的综合报告
一、积案清理情况
三反结束后，本院积案已达748件（三反前积压531件），除部分办结案件及已决定发交给各地结合“三反”、“五反”处理者外，实有积案704件，讲刑事381件，民事323件。刑事多于民事。刑事中以杀人案件最多，有239件，占全部刑事积案的68．48％，这次清案工作，从5月29日开始，历时半月，至6月12日胜利结束。参加清案人员共74人（除本院审判员、书记员及部分行政人员外，有中央侦察组6人，妇联3人），直接办案者49人，实际办案8天，共清结了刑、民案件649件，基本上完成了清案任务。平均每人每天办1．66件，比较过去每人平均每两天办案一件，工作效率提高了3．3倍，打破了本院每一同志办案的历史记录。
二、贯彻机关群众路线，坚决与旧法观点作斗争
解脱旧的思想束缚，放手发动群众，是这次清理积案取得成绩的基本关键。一开始我们对清理积案就作了充分估计，三年来陷于清理积案的沉痛教训记忆犹新，已为多数同志所不满；如果墨守成规采用旧一套的办法，势必形成边清边积而不能自拔，同时接受了中央及北京的先进清案经验，根据这一特点和条件，我们即确定了必须“坚决的从旧的不合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创造新的方法，通过清理积案，批判旧法观点与旧作风”，并必须贯彻领导与骨干相结合，骨干与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针。首先，组成了清委会，在清委会集中领导下工作。一方面做到通力合作，机动用人，凡能办案者办案，以及院、部长手到、脚到、眼到，深入庭组，直接与群众见面，亲自参加小组评议和阅卷审核判决；另一方面贯彻与掌握了集中评议与专案专办相结合的层层负责制，对案情简明的案件，用专人专办的办法，较复杂的案件均交评议，有关政策重大案件，须送清案委员会讨论核定。专案专办的案件，又与同志互助、小组长审核相结合，防止了产生草率现象。改革了过去审判员办案必须过三关（组、庭、院），书记员办案必须过四关（再加审判员一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作风。经验是上下直接通了气，随时解决了问题，教育了干部，充分发挥了机关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收到机动用人、凡能办案者办案，大生产方式的工作效果。
同时在工作中及时揭发与批判了“法律面前人人平均”、“契约神圣不可侵犯”“权利义务平等”、程序观点、三审是“法律审”等严重的超阶级与机械的法律观点及旧作风，提高了干部政治水平业务水平，涌现了一批新的能办案的干部。铁的事实证明：过去积案不能自拔的症结，不是干部少，而是旧法观点旧作风的障碍，如果我们能在这一初步改革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不仅可以做到无案可积，而且一定会腾出手来去搞中心了。这就是我们此次清理积案最重要的收获。
三、改革旧的判决形式，解放新的力量
过去本院判决写法所受旧影响很深。一件判决，总是三段论法，洋洋千言，形式上面面俱到，实质上言之无物，写一件判决比看卷花费的时间还多。本院在这方面一向有“何派”、“孙派”之称（孙、何均系旧法人员），甚至一部分新知识分子，亦奉何、孙为“大师”，马首是瞻。因而束缚了不少积极分子的创造性、积极性，这也是少数人办案多数人不能办案的一个重要症结。因此如何改革判决形式，解放生产力，也是新旧思想斗争的重要一环。事实证明，只要立场明确，有群众观点，能分析问题，文字通顺，就可动手；只要领导放手，也就能发挥群众创造。过去（是单纯旧法技术观点）认为除了审判员能办案外，书记员以及行政干部、工农干部都不能办案（即不能写判决），这种不符合“条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相反的，所谓办案能手（即能写判决）何宪章、梁仁杰等这次办案最慢，旧法原形毕露，一向被看作所谓不能办案的青年男女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不仅能办，而且办得不坏，有力地打击了所谓审判工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秘化的旧法观点，解放了大批生产力。
四、采用量刑排队办法，重视量刑政治效果
过去我们是孤立办案，孤立量刑，就事论事，就事量刑，一般是不问地区实际情况，不大问量刑政治效果。这次积案数量甚大，又是集中处理，在刑事中（1）杀人案比较重大，绝大部分是人民内部问题。因此，如何做到有分析、有分别、以体现少数从严，多数从宽的政策原则，并通过有分别的量刑体现政策贯彻政策，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首先，根据犯罪性质和情节分类排队，结合地区排队。从类型排队中发现了全部杀人案件中，以婚姻杀人为最多。其中封建压迫与妇女争取婚姻自由而杀害的91件，奸情谋杀者135件，虐待致死者33件，堕胎致死者4件，图财害命者69件，过失致死者9件。图财害命者以皖北地区为多，皖北又以宿县、阜阳为多。干部干涉婚姻者以浙江金华为突出，谋杀往往是男子主动，在35件谋杀中妇女单犯杀人者仅2件。从排队中找出规律，找出特点，联系地区政治情况，掌握宽严尺度来量刑，那就比之就案论事，就事量刑有把握多了。其次，量刑与具体情节相结合。即同一地区的若干案件犯罪性质相同者，要分别主犯、从犯、犯罪时间（前后远近）、地区（进步、落后）、年龄（青、壮、老）、成份（历史好坏）、动机、手段、坦白程度、民愤大小等。性质恶劣、情节严重，附带条件差者从严，好者从宽：一个地区同样类型案件过于集中者从宽，有代表性者从严，宽严准确明显。这样从地区实际情况出发，在少数从严、多数从宽，主犯从严、从犯从宽的原则下，就可以避免孤立量刑，一眼看高，一眼看低，漫无标准的现象。
为了执行时便于结合运动，又试行三审判决（包括复核）发交省院核对办法。这就是把判刑的杀人案件（重点是死刑），采取通过省院核对与组织执行的办法。省院如发现错判，或地区情况不适合者，还可送回重新改判。至于何案何时执行，亦由省院通过领导有计划地结合运动执行。这就从孤立办案，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的情况下（客观上地区广阔，案件分散，不可能件件就审），初步的摸到了联系实际、联系政治的一些方法，打破了所谓“终审判决即错判也不能变更”的神秘性。
五、有调查、有研究、有准备的为政治为运动而服务
人民司法工作为政治服务，为运动服务的道路，根据我们的体会，肯定是行得通的。土改、镇反等人民法庭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拿最近省县报告来看，在这方面有着很多创造和经验。福建省闽南县17个干部（有妇联）以一个月时间，用群众诉苦、教育乡村干部、处理典型与集体调解相结合的办法，解决了700余件悬而未结婚姻案件，全省张贴了几个死刑（有代表性的）大布告，作了广泛的宣传，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了贯彻婚姻法运动，震动了全县、全省，推动了该县征粮工作的胜利完成。最近屏南县清理积案工作，采取了有领导有计划地通过典型案的恰当处理，打击了土改后的破坏土改恶霸分子，及烧毁山林的违法分子，解除了农民的生产顾虑，保护了山林，收到了为生产运动服务的良好效果和经验。这就说明了只要我们善于从实际出发，面向政治，面向群众，则完全能够取得各方面的配合支持与群众的拥护。那么为政治服务，为运动服务的方向是完全可以行得通的。根据现有的经验，这个类型，可以说是我们努力的主要方向。
浙江黄岩县，以5个干部（3个法院干部，2个妇联干部）一个月时间，巡回了宁溪、乌岩、头陀、金清、新桥等8个区。通过发动群众，培养典型，座谈讨论、集体调解和集体判决的办法，处理了168件婚姻案件（判决只36件）。由于他们用群众工作方法与群众直接见面，密切联系了群众，就解决了压而未决的问题、贯彻了政策。从效果上看，由于面对群众，政策法令也就为群众所掌握。因而解决的案件切合实际，合情合理，不服上诉者仅5件；相反的居仙县自嫌人少，坐在机关孤立办案，结果边清边收，积案累累。据台州分院报告，1至4月份152件婚姻上诉中，居仙县占66件，为全数43％强。一个是以群众工作方法，面对群众；一个是座大堂问官司的衙门作风，两者相比，是非鲜明。
再从华东分院已判案件中，及司法统计中，根据两个地区不完全而又没分析的材料看，山东省1951年共收杀人案件7090件（而又以胶州、兖州为主），判死刑的1455人，平均接近每3件杀1人。皖北区1951年7月至12月，半年中收到杀人案件1937件，与1950年同期收到的杀人案件1448件相比，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有增加。这两个地区的杀人案件为什么这么多呢？办案人只是说：“不仅1950年多，1951年多，现在还是多。”又说：“这个地区过去就是民性干悍”。再从统计工作上看，为什么没类型统计，也没成份、年龄统计呢？人民内部自相残杀死了这样多的人，又判死了这样多的人，为什么找不出一定的规律和特点呢？为什么还未震动我们的司法干部？为什么对领导上没有反映呢？这就是孤立办案的危害，这就是杀人偿命而己的危害，这就是脱离实际不问政治的危害，也就是缺乏阶级观点，群众观点的结果。
从以上说明，司法工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过去我们没把人民司法工作做好的症结所在，主要是旧观点旧作风在作怪，不是什么干部少的问题，而是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的工作路线问题。根据目前司法部门的组织情况，政治情况，要想完成和承担起这样严重建设任务，不首先从组织上来个革命是不可能的。因此，当前司法工作在一定时期如何把贪赃枉法，违法乱纪，蜕化堕落及恶习甚深不堪改造的坏分子清除出去，应当成为各级法院中心任务与坚定不移的方针。另一方面特别是从思想上、政治上肃清旧法观点与孤立办案的旧作风残余。彻底打碎坐堂问案、孤立办案，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方法，建设为人民服务，为政治服务，面向政治，面向群众、司法群众化、密切司法工作与人民大众的联系的人民司法工作，将是一场新旧思想和作风的严重斗争。较之人事调整、组织整顿更为重要，也更为艰苦，这是司法工作能否改革的关键环节。如不予以解决则根本无法使司法工作前进一步，虽有人事调整，司法改革亦将落空。这一决定性的斗争，对领导干部来说，也是一严重考验。从工作上说，如何总结人民法庭及其他方面的先进经验，如何有准备有领导的清理积案，从实践中不断的去提高与发挥为政治服务、为运动服务的经验也极为重要。
以上是否妥当，请指示！


卫生部


关于国外药品在中国注册及临床试验的规定

1988年2月2日，卫生部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有关规定，为加强对国外药品在中国注册以及进行临床试验的管理，维护用药者的健康，促进中外医药科技交流与合作的顺利开展，特制定本规定。
二、外国的医药研究机构、生产企业或其代理商在中国注册药品、申请首次进口药品的《进口药品许可证》，或为获得某药在中国的病例资料必须按照本规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卫生部药政局）提出进行药品临床试验的书面申请，并获得批准。
三、国外药品在中国进行的临床试验分以下几类：
1．已在国外进行临床试验，但尚未在申请者所在国（地区）注册的新药，为在中国注册而进行的临床试验（不包括麻醉药品）；
2．已在申请者所在国（地区）注册，但中国尚未进口使用的药品，为取得《进口药品许可证》而进行的临床试验；
3．已在申请者所在国（地区）获准进行临床试验或注册的药品，为获得该药在中国的病例资料而进行的临床试验（不包括麻醉药品）。
四、第三条第1项所列的新药临床试验结束后，经卫生部药政局审核批准，发给申请者药品注册证明文件，同时可申请办理《进口药品许可证》。
五、第三条第2项所列的药品临床试验结束后，经卫生部药政局审核批准，发给申请者《进口药品许可证》、《麻醉药品进口准许证》、《精神药物进口准许证》。
六、第三条第3项所列的药品临床试验结束后，由临床试验单位将结果报卫生部药政局备案，同时送申请者。
七、临床试验的申请和实施按照《关于审批国外药品临床试验的规定》办理；《进口药品许可证》的申领按照《关于核发〈进口药品许可证〉的规定》办理（首次进口药品在临床试验前已提供的资料可不再报送）。
八、在国外未注册的新药首次在中国申请注册被批准后，申请者须向卫生部药政局交纳注册费，每个品种为3000美元，临床试验及核发《进口药品许可证》另行收费。以上各项费用可分阶段收取。
九、对于尚未在申请者所在国（地区）注册，首先在中国注册的药品，厂商在获准注册后4年内，每年必须向卫生部药政局提交该药品质量及临床使用考查报告（附中文译本）。在临床使用中发生严重不良反应时，厂商和临床单位有责任及时向卫生部药政局报告。
十、违反本规定，擅自提供或接受国外药品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的，卫生部药政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有关条款进行处理。
十一、国外厂商与我国联合研制新药以及进行其它医药科技合作，如在中国进行药品临床试验和注册，但不在国内生产者，亦按照本规定办理。
十二、本规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政局负责解释。
十三、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