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安全技术防范条例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安全技术防范条例
《陕西省安全技术防范条例》已于2006年8月4日经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
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6年8月4日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网络建设
第三章 产品管理
第四章 系统管理
第五章 行业监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安全技术防范工作,预防、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公共安全，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和公共财产安全，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安全技术防范网络建设，产品的生产、销售,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设计、安装及其监理、检测、使用、维修等活动，以及对上述活动的行政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安全技术防范,是指运用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等科学技术手段，预防、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公共安全的活动。
本条例所称安全技术防范产品，是指用于防入侵、防盗窃、防抢劫、防破坏、防爆炸等的专用技术产品。
本条例所称安全技术防范系统，是指综合运用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和其他相关产品组成的入侵报警、视频监控、出入口控制、防爆安全检查、电子巡查等系统，以及以上述系统为子系统所组合、集成的电子系统或者网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全技术防范工作的领导，保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设施以及实施公共安全技术防范报警与监控系统网络建设的经费投入，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安全技术防范工作。
第五条 省公安机关是本省安全技术防范监督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设区的市、县（市、区）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技术防范工作。
质量技术监督、建设、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安全技术防范管理工作。
第六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在公安机关的指导和监督下，依法做好本单位的安全技术防范工作。
第七条 安全技术防范行业的发展，遵循企业自主、市场运作、行业自律、行政监管的方针。
公安机关对安全技术防范行业的管理，坚持合法、公开、便民的原则。
第八条 重点单位、要害部位以及其他需要加强安全技术防范的场所，应当安装安全技术防范产品或者系统，其他单位和个人可以自愿选择安装安全技术防范产品或者系统。
第九条 公安机关、安全技术防范从业单位、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和系统使用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安全和保密的规定，不得泄露国家秘密、损害公共利益、危害国家安全。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安全技术防范产品或者系统，非法获取企业商业秘密，侵害个人隐私权和其他合法权益。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宣传普及安全技术防范知识，增强全社会的安全防范意识，鼓励推广使用科学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设备，促进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健康发展。
第二章 网络建设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应当根据预防、制止违法犯罪工作的需要和政府信息化网络建设规划，编制本行政区域内公共安全技术防范报警与监控系统的网络建设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公共安全技术防范报警与监控系统的网络建设规划应当包括：公共安全技术防范报警与监控系统网络主干线布局、社会公共场所安全技术防范设施布点以及安全技术防范信息资源整合和利用等内容。
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应当根据安全技术防范报警与监控系统的网络建设规划，制定公共安全技术防范报警与监控系统网络主干线、社会公共场所安全技术防范设施建设方案，报上一级公安机关审核后组织实施。
社会公共场所安全技术防范设施安装范围，包括城市广场、城市道路重要路段和主要交叉路口等。
第十四条 下列重点单位、要害部位以及其他需要加强安全技术防范的场所，应当由所属单位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的要求安装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和系统：
（一）武器、弹药的生产、存放场所和国家重要物资储备场所；
（二）易制毒化学品和传染性菌种、毒种以及其他危险物品的研制、生产、销售、储存场所；
（三）金库，货币、有价证券、票据的制造或者集中存放场所，货币押运车辆，金融机构的营业场所和金融信息的运行、储存场所；
（四）国家或者省级统一考试的命题及试卷印刷、存放场所；
（五）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涉及国家秘密的场所或者部位；
（六）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有博物馆、档案馆的重要部位；
（七）广播、电视、电信、邮政以及城市水、电、燃油（气）、热力供应单位的重要部位；
（八）机场、火车站、长途客运汽车站和民航、铁路、公路等交通枢纽的重要部位；
（九）星级宾馆和大型的商场、体育场馆、公共娱乐场所、住宅小区的出入口、主要通道及其他公共区域；
（十）省人民政府规定其他应当安装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场所或者部位。
第十五条 提倡在长途客运车辆、出租汽车上安装安全技术防范产品或者系统。
第十六条 按照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有关单位安装的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和系统，应当具备同公安机关报警与监控系统对接的条件。
公安机关应当整合安全技术防范报警与监控系统，充分利用社会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信息资源。
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需要调用安全技术防范系统信息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十七条 单位、个人可以与安全技术报警服务企业订立服务合同，明确安全技术防范报警服务的权利义务。安全技术防范报警服务企业接到用户的报警信息时，应当确认后即时报告公安机关，并采取必要措施。
第十八条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出现报警信息，使用人应当确认后即时报告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接警后应当迅速出警、处警。
第三章 产品管理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在本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指导下，具体负责安全技术防范产品质量的行业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十条 企业生产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标准。列入国家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强制性认证目录的，应当取得认证证书；列入国家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生产登记目录的，应当取得生产登记批准书。
第二十一条 企业申请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生产登记的，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公安机关提交下列资料：
（一）生产登记申请书；
（二）企业营业执照；
（三）符合法定要求的产品标准；
（四）法定检验机构出具的产品型式检验报告。
第二十二条 设区的市公安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完成初审。初审合格的，报送省公安机关复审；初审不合格的，退回申请并书面说明理由。
省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报审材料之日起七日内完成复审。复审合格的，填发生产登记批准书，并将生产登记批准书送设区的市公安机关，由设区的市公安机关通知申请人领取；复审不合格的，作出不批准决定并书面说明理由通知设区的市公安机关，由设区的市公安机关通知申请人。
第二十三条 销售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进行进货验证，不得销售无企业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或者生产登记批准书的安全技术防范产品。
销售者应当持营业执照，将销售的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的相关资料报所在地的县级公安机关登记备案。未经登记备案的，不得销售安全技术防范产品。
第二十四条 举办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展览会、博览会，举办单位应当向省公安机关登记备案；其他展览会、博览会涉及推广、销售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的，参展单位应当向省公安机关登记备案。
第四章 系统管理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对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建设按照国家规定实行分级管理，国家没有规定的，由省公安机关作出规定。
第二十六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工程，需要装置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建设单位应当将安全技术防范系统与建设工程综合设计、同步施工、独立验收。
第二十七条 国家规定应当对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方案论证的，由建设单位会同公安机关组织有关单位和技术专家进行论证。未经论证或者论证未通过的，不得施工。
第二十八条 建设单位可以委托监理单位对安全技术防范系统施工过程进行监理；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建成后，应当委托法定检验机构进行检测。
第二十九条 国家规定应当对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进行竣工验收的，由建设单位会同公安机关组织有关单位和技术专家进行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三十条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设计、施工、监理、验收和维修，应当执行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执行行业标准；没有行业标准的，执行地方标准或者有关技术规范。
建设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当使用有企业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或者生产登记批准书的安全技术防范产品。
第三十一条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使用单位，应当制订管理制度，加强日常维护，保障系统的正常运行，建立健全值班备勤制度和警讯紧急处置预案。
第三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按照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安装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删除、修改系统运行程序和记录；
（二）擅自关闭系统或者改变系统的用途和范围；
（三）泄露系统的秘密；
（四）将系统记录资料用于不正当目的；
（五）其他妨碍系统运行的行为。
第五章 行业监督
第三十三条 公安机关应当配备具有相关的法律知识和业务知识的执法人员，加强对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的生产、销售和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设计、安装、监理，以及安全技术防范报警服务业的监督管理，维护安全技术防范行业的市场秩序。
公安机关应当对重点单位、要害部位和场所安装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和系统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落实安全技术防范责任，指导公民和其他组织开展安全技术防范工作。
第三十四条 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按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开展监督管理工作，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违反规定颁发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生产登记批准书；
（二）指定安全技术防范产品或者系统的设计、安装、维修单位；
（三）参与安全技术防范企业经营活动或者利用职权牟取不正当利益；
（四）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
第三十五条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设计、安装、监理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向省公安机关登记备案：
（一）依法取得营业执照；
（二）具有一定数量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具有必要的仪器、设备；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省公安机关应当将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安装、监理单位备案名录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六条 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的生产、销售单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设计、安装、监理、检测单位以及安全技术防范报警服务企业，应当妥善保管系统图纸，建立有关资料档案，对员工进行业务培训，对涉密人员进行保密教育。
第三十七条 依法成立的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行业行为，维护从业单位的合法权益。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未安装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和系统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由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安装的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和系统不具备同公安机关报警与监控系统对接条件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取得生产登记批准书，擅自生产实行生产登记制度的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的；
（二）销售实行生产登记制度的安全技术防范产品，但该产品未经公安机关批准生产登记的。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五条规定，应当登记备案未登记备案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方案未经论证或者论证未通过擅自施工的；
（二）安全技术防范系统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的。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有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非法安装、使用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和系统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强制拆除；侵害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泄露国家秘密、损害公共利益、危害国家安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其他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六条 公安机关对个人作出一千元以上罚款、对单位作出二万元以上罚款处罚决定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第四十七条 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安全技术防范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
从邓小平同志法制思想中的司法独立到现实中的李慧娟事件
姬晓红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100088
一、李慧娟事件基本情况简介
李慧娟事件的起因是一宗种子纠纷的“小”官司，该案于2003年1月25日开庭审理，李慧娟是此案的审判长。
2001年5月22日，汝阳县种子公司（简称汝阳公司）委托伊川县种子公司（简称伊川公司）代为繁殖玉米杂交种子，并约定由汝阳公司全部收购，但伊川公司却未按合同的约定将繁殖后的种子卖给汝阳公司，而是以高价卖给了其他公司。双方对此基本事实都没有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追究伊川公司违约责任时其赔偿的数额到底应该依据市场确定价还是按政府指导价来计算。汝阳公司主张按双方合同约定价格来赔偿，即接收种子的价格为基地收购价加代繁费，大约为七十万元。而伊川公司主张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河南种子条例》）三十六条的规定为依据，即“种子的收购和销售必须严格执行省内统一价格，不得随意提价”。这样算出的即使伊川公司履行合同，汝阳公司的可得利益最多也就是2.5万元。（2003）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采纳了汝阳公司的观点。参照当年该玉米种子在两地的批发价格，在扣除成本及代繁费后，确定为计算汝阳公司预期可得利益的单位价格，据此判伊川公司赔偿汝阳公司经济损失597001元。判决后双方均不服，上诉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但就在这起普通的民事纠纷尚未经终审审理完毕之时，该判决书中的一句话却已使该案的审判长李慧娟惹祸上身。这句话是这样的，“《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条例》作为法律阶位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2003年10月13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第24次主任会议认为，洛阳中院的行为“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违法的行为”。此后，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分别向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发出上述通报，要求省高院对洛阳中院的“严重违法行为做出认真严肃的处理，请洛阳市人大常委会纠正洛阳中级人民法院的违法行为，对直接责任人员和主管领导依法作出处理，通报洛阳市有关单位”。
根据省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处理要求，洛阳中院党组于2003年11月7日作出书面决定，分别撤销了李慧娟审判长的职务，并免去了李慧娟的助理审判员资格。同月13日，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卓林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证实，对李慧娟的处分需要提请人大常委会讨论，现在尚未履行这一法定程序。
二、邓小平同志法制思想中包含着司法独立内容
李慧娟事件一时间导致“洛阳纸贵”，法理专家、行政法专家、民法专家等许多大牌人物分别登台亮相，各抒己见。本人在此并非不自量力的想表达那些深奥的理论，仅是想从邓小平同志当年所主张的司法独立说起，简单的谈一谈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在司法独立道路上遇到的新的问题和挑战。
司法独立是从资产阶级政权确立以来被不同国家所普遍接受的重要的法治的原则，其基本含义在于，国家司法机关在司法过程中，只服从法律，而不受其他组织和个人的指挥和干扰。建国后，这项原则虽然明文载入1954年宪法：“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也曾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该干涉他们判案子。”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司法独立与党对司法工作领导的关系等问题未能真正解决，所以，这项原则也没有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在不同历史时期，一些党的组织，国家机关，领导干部等干扰司法工作的情况时有发生，使司法机关本身的形象和国家法律的权威性，都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
进入新时期以后，邓小平认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刻地认识到，维护国家的尊严与权威，贯彻执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等，都同坚持司法独立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没有司法独立的保障作用，法律就不会具有应有的尊严与权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会变成一句痴人说梦般的空话。基于此，他在多次讲话中，都明确表示反对任何人干扰司法机关的工作，支持司法独立。比如，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严肃地指出：“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又如，1986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在谈到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时指出：“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要管党内纪委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在这些讲话中，邓小平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党组织也不应干预司法工作的问题。这对于我们党和国家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坚决彻底地执行司法独立原则，以及邓小平关于厉行法治，坚持依法治国的思想，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恒久的历史意义。
三、从李慧娟事件思考我国的司法独立
综上所述，小平同志坚持司法独立的旗帜是非常鲜明的。然而当前要解决司法独立，其现实的复杂性可能和小平同志当年提出司法独立这一观点时的历史背景复杂性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时代进步了，人们的权利意识提高了，因此对司法独立的要求也就更上一层楼了。因此今天提倡的司法独立和小平同志当年所提出的司法独立虽然基本思想相同，但是却需要新的法律制度予以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慧娟事件的出现虽然有它的偶然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又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这一事件催促着我国的司法改革要进一步的加快步伐。因为它给我们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上一级人大是否有权要求法院和下级人大就某一个具体的判决处分法官？法官没有违宪审查的权力能够真正的实现司法独立呢？
一般而言，司法独立既要实现外部独立同时也应该包括实现内部独立。（1）外部独立即法院独立，包括形式独立和实质独立。法院的形式独立是指法院作为一个机构的独立，它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政党、社会组织、个人，独立于社会；法院的实质独立，是指法院可以自由地作出裁判，而不受任何外在的先决条件的影响。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法治的标志。（2）内部独立即法官独立，是指法官能够独立地依法审案，不受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包括法院内部的组织和个人的非法干涉。“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
要做到司法的外部独立，主要是正确理解法院同党委的关系、法院同人大的关系、法院同政府的关系以及法院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具体到本案，我主要讨论一下法院和人大的关系。首先，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我们清楚的知道，人大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它对国家的司法机关具有监督作用，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主要领导都要由人大选举产生。但是从分权制衡角度而言，任何一个机关都应该受到监督制约，作为立法机关即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也不应该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但是我国至今并没有有关人大权力制约的相关立法，这不可不说这是立法中的一个漏洞。其次，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到底是什么样的监督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应当明确这样几个问题：其一，关于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应仅限于在严格遵守宪法和正确适用法律为其监督的宗旨和出发点的范围内。其二，国家权力机关实行司法监督，应当是运用其法律监督机关，即人民检察院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而不应该直接对其发布命令。其三，人大的监督主要应是事后的、一般的监督，而不应是对个案的直接监督，不应当对某个具体案件提出处理意见，并要求法院照办。如果做不到此三点，那么就可能导致权力机关对司法独立的干涉。
在对待司法独立是否要做到内部独立的问题上，《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９８年会综述》的大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法官独立这种提法，其依据是法官独立没有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在目前的司法体制下过多强调法官独立反而会助长法官专断、加剧司法腐败。但本文认为要做到司法独立，法官独立是一个不可逃避的问题。不实现法官的独立，法官就不会毫无顾虑的秉公执法，就不会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虽然由于现实的很多原因实现法官的独立会在短期内产生一系列的消极问题，但决不能因此而裹足不前。而要实现法官的独立，违宪审查制度势在必行，这也是这一事件对我国现行立法体制所提出的另一个课题。违宪审查又称司法审查是西方国家通过司法程序来审查和裁决立法和行政是否违宪的一种基本制度。这种制度在二次世界大战前，主要实行于美国，战后为许多西方国家所采用。目前在世界上主要有三种违宪审查的模式，即立法机关模式、专门机关模式和普通法院的模式。至于我们国家采取哪一种模式是一个需要详加分析和论证的另外一个问题，在此本人只是强调将违宪审查制度迅速提上立法日程。因为在我们司法领域，经常令法官棘手的是在审案过程时，法官不仅对地方人大所制定的法规适用中没有审查的权限，而且它也很难从人大以外的其他机构得到一个正式的说法，所以导致法官为了给自己减少麻烦会很自然的使用地方法规，最终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的司法不公现象的出现，而法官也由国家的法官沦为地方的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