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汽车运输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３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４年１月１３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注意到双边经济贸易关系的顺利发展，希望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汽车旅客运输和货物运输，以及促进多边汽车过境运输的发展，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按照本协定，两国间定期和不定期的汽车旅客运输（包括游客）、货物运输通过两国相互开放的边境口岸和公路进行，由分别在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登记注册的车辆承担。

　　　　　　　　　　　　　　　　客运

　　第二条
　　一、定期汽车旅客运输由缔约双方主管机关协商组织。
　　二、有关组织定期汽车旅客运输的建议，缔约双方主管机关预先相互送给对方，这些建议应包括承运者（公司）的名称、行车线路、运行时刻表、运价、乘客上下车的停车站点，以及预定的班期和班次。

　　第三条
　　一、两国间不定期汽车旅客运输，除本协定第四条规定外，须经缔约双方主管机关许可。
　　二、缔约双方主管机关将对行车路线中经过其领土的路段发放许可证。
　　三、每次不定期汽车旅客运输应办理一次往返有效的行车许可证，如该许可证本身另有规定则除外。
　　四、缔约双方的主管机关每年将相互交换已商妥数量的不定期旅客运输行车许可证，许可证应有颁发行车许可证的主管机关的印章和负责人签字。
　　五、行车许可证的交换程序，由缔约双方的主管机关商定。

　　第四条　用来更换发生故障的客车，不需办理本协定第三条所规定的行车许可证。

　　　　　　　　　　　　　　　　货运

　　第五条
　　一、两国间的货物运输，除本协定第六条规定的运输外，应由持有缔约双方主管机关颁发的行车许可证的载货汽车或拖挂汽车来完成。
　　二、每次货物运输应办理一次往返有效的行车许可证，如该许可证本身另有规定则除外。
　　三、缔约双方的主管机关每年相互交换已商妥数量的货物运输行车许可证，许可证应有颁发行车许可证的主管机关的印章和负责人签字。
　　四、行车许可证的交换程序由缔约双方的主管机关商定。

　　第六条　本条下列运输项目不需办理本协定第五条规定的行车许可证；
　　（一）为举办交易会和展览会而用的展品、设备和材料；
　　（二）为举办体育活动而用的交通工具、动物以及其他各种器材和财产；
　　（三）舞台布景和道具、乐器、设备以及拍摄电影、制作广播、电视节目所需用品；
　　（四）死者的尸体和骨灰；
　　（五）邮件；
　　（六）损坏的汽车运输工具；
　　（七）搬迁时的动产；
　　（八）按照本协定第七条的规定获得特别许可的货物。
　　从事技术急救的工程车辆无需办理许可。
　　进行本条规定的运输时，必须持有本国的行车路单。

　　第七条
　　一、如果空车或载货车辆的尺寸或重量超出缔约一方国内所规定的限制，以及运送危险品，承运者应取得缔约另一方主管机关的特别许可。
　　二、如果本条第一款所指的特别许可规定了汽车的行车路线，则运输应按这一路线运行。

　　　　　　　　　　　　　　　　其他

　　第八条
　　一、本协定中所指的运输，只能由根据本国国内法律获准从事国际运输的承运者来担任。
　　二、从事国际运输的车辆应具有各自国家登记的标志和识别标志。

　　第九条　从事边境地区运输的货物运输和旅客运输的安排，应由缔约双方主管机关共同确定。

　　第十条
　　一、承运者不得承运位于缔约另一方领土上两点之间的旅客和货物运输。
　　二、承运者如果得到缔约另一方主管机关的特别许可，可以承运从缔约另一方领土出发到第三国以及从第三国到缔约另一方领土的运输。

　　第十一条　本协定中所指的货物运输，应采用各自参照国际通用货单格式的本国货单。

　　第十二条
　　一、从事旅客运输或货物运输的汽车驾驶员，应具有与其驾驶的车辆类别相符的本国或国际的驾驶证以及本国的车辆登记证件。
　　二、本协定所规定的许可证及其他证件，应随车携带，并应主管检查机关的要求出示。

　　第十三条　与本协定所述客货运输有关的具体问题，可直接由缔约双方的组织和企业协调。

　　第十四条　根据本协定所进行的结算和支付，将按两国政府间的支付协定，或按缔约双方授权所签订的其他协议执行。

　　第十五条　由缔约一方承运者根据本协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上从事的客货运输，及承运这些运输的汽车车辆，免征办理本协定所规定的运输审批手续费、公路使用与保养费、汽车车辆占有或使用税，以及运输收入和利润所得税。

　　第十六条
　　一、在根据本协定所进行的运输中，对运入缔约另一方领土的下列物资相互免征关税，毋需批准：
　　（一）各类运输车辆按额定油箱所装的在工艺和设计上与发动机供给系统有关的燃料；
　　（二）运输途中所必备数量的润滑油；
　　（三）用于维修国际运输车辆的备用零件和工具；
　　二、没有使用过的零备件，应运回国，而替换下来的备用件，应运回国或者销毁，或者按缔约相应一方规定交出。

　　第十七条　根据本协定规定所进行的客货运输车辆，承运者应提前办理该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第十八条　边防、海关和卫生检疫，按缔约双方参加的多边条约或缔结的双边协定规定执行。但遇有上述条约和协定不能调解问题时，则按缔约每一方国内的法律执行。

　　第十九条　运送重病人员、客运班车以及运送动物和易腐货物，边防、海关和卫生检疫将予以优先查验。

　　第二十条　缔约双方的承运者的车辆在缔约另一方领土上时，必须遵守该国的交通规则及其他法律。

　　第二十一条　为确保本协定的执行，缔约双方的主管机关应缔约一方建议，进行直接接触，协商解决客货运输许可证制度有关的问题，以及就使用已发放的许可证交流经验和交换信息。

　　第二十二条　本协定及缔约双方参加的多边和缔结的双边协定所不能调解的问题，将根据缔约每一方的国内法律解决。

　　第二十三条　在解决和执行本协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切争议，缔约双方将通过谈判和协商加以解决。

　　第二十四条　根据缔约双方现行的有关法律和达成的协议，缔约一方的企业（公司）可在缔约另一方领土上设立代表处。

　　第二十五条　本协定不涉及缔约双方签订的其他国际条约中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六条
　　一、本协定在缔约双方完成为使本协定生效所必须的法律程序，并通过外交途径相互通知三十天后生效。
　　二、本协定有效期五年。如果在期满前六个月，缔约任何一方都未以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协定，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
　　本协定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在塔什干签订，一式两份，每份用中文、乌文和俄文写成，叁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李居昌　　　　　　　　　　　　　阿赫梅托夫
　　　　（签字）　　　　　　　　　　　　　　（签字）

　附件：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汽车运输协定》议定书

　　为执行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在塔什干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汽车运输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双方达成协议如下：

　一、协定中的“主管机关”系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
　　在第二、三、五、九、十、二十一条和第二十四条中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及其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局）。
　　在第七和第十二条中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及其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公安厅（局）。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方面：
　　在第二、三、五、九、十、十二、二十一条和第二十四条中指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国营汽车运输股份公司（乌汽运公司）。
　　在第七和第十二条中指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内务部。

　二、协定所提到的下列术语应理解为：
　　（一）“运输车辆”：在货物运输中指载货汽车、拖挂载货汽车和牵引车。
　　在旅客运输中指公路客车，即规定用来运送旅客并配备不少于八个座位的客车（驾驶座位除外），以及运送行李的挂车。
　　（二）“定期运输”：指以缔约双方的运输车辆承担的，按双方事先商定的行车路线、班次及行车时刻表、始发站和终点站及中途停车站点的运输。
　　（三）“不定期运输”：指所有其他种类运输。

　三、第五条所述的许可，不免除承运者和货主按各自国内的法律规定应办理货物海关许可。

　四、协定第八条第二款中的载货车或牵引车如果具有中国或乌兹别克斯坦的登记标志和识别标志，在此条件下，挂车和半挂车可以具有其他国家的登记标志和识别标志。

　五、协定第十六条第一款（１）中的规定，只适用于汽车制造厂在汽车和牵引车上安装的油箱内的燃料，以及挂车和半挂车用于制冷部分的燃料。

　六、协定第十八、十九条中的“卫生检疫”，应理解为对人、兽及植物的防疫检查。

　七、缔约双方进行货物和旅客过境运输，凡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时，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批准；凡经过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领土时，必须经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乌汽运公司批准，并领取一次往返有效的过境运输特别许可证后，方可进行。
　　本议定书是协定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议定书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在塔什干签订。一式两份，每份用中文、乌文和俄文写成，叁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李居昌　　　　　　　　　　　阿赫梅托夫
　　　　（签字）　　　　　　　　　　　（签字）
　　　　　　　　　　浅谈打击农村黑恶势力存在的主要问题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首先，防范基础工作薄弱，导致农村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难以及早发现。黑恶势力团伙并非一日形成，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而这一演变过程使其具有长期性、隐蔽性强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运用严密的防控体系、坚实的基础工作在源头上控制黑恶势力团伙的形成，以免其形成气候造成危害。但从调查的情况看，基层工作中存在对刑释解教等重点人口及其他列管工作对象控制管理不到位，对辖区的出租房、娱乐场所以及流动人口管理存在漏洞等问题，特别是流动人口中无固定居所、无固定职业的高危人群或受过打击处理的人或有涉恶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倾向的人不能完全发现并列管掌控。
　　一些农村黑恶势力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由于基层公安机关对黑恶犯罪性质特征不熟悉，加之农村地区是典型的熟人社会，民警和当事人双方都是熟人，有的甚至是亲戚朋友等，因而对一般的治安案件能调解就调解，尽量不伤和气导致警方不得不在一些案件上有所妥协，致使一些农村黑恶势力难以及早发现。
　　其次，对黑恶犯罪的定性需要大量证据支撑，实际操作中难于准确把握。（一）黑恶势力为规避法律，常打“擦边球”，有组织地做一些违法但不构成犯罪的事，对群众形成心理控制，扩大团伙影响力。如果孤立看待这些行为，很难认清其整体危害性，常常只进行简单的治安处罚，不纳入刑事侦查的视野，不利于对黑恶犯罪准确定性以及以后的定罪量刑，不利于将黑恶势力消灭于萌芽状态，不利于从根本上摧垮黑恶团伙。
　　（二）一些涉恶团伙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由于前期准备不充分、力量投入不足、办案经验欠缺、主观认识不到位等方面的原因，不能准确定性，把本应该是打黑案件当成一般的恶势力案件进行侦查。随着侦查的深入，逐渐意识到案件的重大时，大量证据已经遗失，一些同案犯罪嫌疑人已经潜逃，打击的最佳时机已错过。而为突出打黑除恶这一工作重心，则容易将所有团伙犯罪都朝着涉黑涉恶方向侦查，从而常产生两个弊端：一是战线拉得过长，遍地开花，人人负重，办案成本高，办案效果差，不利于充分利用有限警力重点打击；二是随着侦查的深入，黑恶的定性如果在预审、起诉或审判环节被改变，将影响办案部门和民警的积极性，不利于专项行动的顺利开展，社会效果也不佳。
　　再次，侦查期限短，法定期限内难以侦查终结。法定侦查羁押期限短是制约黑恶案件侦办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安机关侦查办案，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提请逮捕、逮捕、延长侦查羁押期限、起诉后补充侦查这几个阶段。对于一名犯罪嫌疑人，侦查期限逮捕前最多37天，逮捕后起诉前一般最多7个月，移送审查起诉后退回补充侦查最多有2个月。因此侦办团伙案件，自第一个犯罪嫌疑人到案，一般最多只有10个月零几天的侦查时间。涉黑涉恶案件一般涉及人数较多，涉及面较广，涉案人员反侦查能力较强，同案犯罪嫌疑人潜逃后独立生存的能力很强，受侦查期限的限制，常出现以下情形：一是主要成员在逃，事实不清，期限届满难正常起诉，难有效打击犯罪；二是在逃人员归案时，曾作过案的犯罪嫌疑人因释放、取保候审或未及时采取强制措施而潜逃；三是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或串供、或反面宣扬，对证人和受害人造成心理影响，不利于缉捕、取证，带来不良的社会效果；四是公安机关迫于时限，不能将个案证据收集充分，或者放弃个案侦查。
　　第四，调查取证、收集固定证据难。侦查实践表明，涉黑涉恶犯罪的组织者一般很少直接参与具体的犯罪活动，但其对社会的危害性则远远高于具体实施犯罪行为的组织成员。
　　办案单位对个案的证据收集比较到位，但疏于发掘单个犯罪同团伙之间的联系，忽视了有组织犯罪证据的收集，或者没有全面收集集中体现有组织犯罪的证据，导致首要分子的组织、领导作用不能通过证据明显体现出来。造成团伙头目罚不当其罪，或遗漏重大案犯，使犯罪的策划者、指挥者、获利者得不到应有的法律制裁，打击不力，留下后患。同时，黑恶势力有其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违法犯罪事实复杂，锁定犯罪事实需要大量的调查取证。由于有的证人和被害人忍气吞声、怕打击报复、不想旧事重提，或者老百姓对打击工作心存疑虑，造成群众不愿意履行举证义务，对黑恶势力的犯罪线索不举报揭发、对黑恶犯罪证据不主动如实提供。办案人员取证时，多次遇到证人躲避公安机关、直言受到威胁、对知情的犯罪事实含糊表述、作证时亲属一直阻挠等情况。虽然在询问证人之前都按照规定提供了《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但实际操作中很难追究一般证人拒绝作证或作伪证的责任，致使证据锁链难以形成。
　　第五，抓捕、审讯黑恶团伙成员难。该类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较强，有的曾经是公安机关的特情、耳目，对基本的侦查手段有所了解，甚至掌握，所以给抓捕带来很多困难。
　　归案后审讯工作难度较大，如审讯时不及时做好声像证据固定工作，以后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当庭翻供。特别是组织领导者对这方面的法律知识有所了解，审讯时极力回避组织特征方面的问题。
　　同时，当前公安队伍新老交替现象比较普遍，年轻民警经验不足，不能按要求顺利收集固定证据。有的取证之前不认真分析案情、列出取证提纲，取证时随着自己的主观意志确定询问方向、制作询问笔录，取证后不认真梳理完善证据、消除证据矛盾。有的地方熟手不愿教、看笑话，新手不愿学、图应付，致使个别证据取证多次仍达不到效果，个别侦查员侦办案件多时仍不清楚案件情况，影响办案质量和进度。由于缺乏侦办黑恶案件的经验，拿不准侦查的主打方向，力求穷尽案件的人和事，忽略了重点围绕黑恶势力标准搜集证据，以致尽管取回了大量证据，破获的个案很多，但缺少反映团伙成员组织分工、组织纪律、行为因果关系等黑恶犯罪的核心证据，涉黑案件四大特征的证据不充分，不能以黑恶势力定罪量刑。
　　最后，对农村黑恶势力打击处理难。（一）认定涉黑案件的具体标准难以掌握。由于办理涉黑案件涉及多个诉讼环节，并且实际情况差别较大，导致实践中公检法司法机关对涉黑案件的定性仍然存在分歧，主要表现在对涉黑犯罪的组织性、经济性、控制性认识不一，从而影响了对涉黑犯罪的打击力度。
　　（二）、一些地方党政主要领导人对黑恶势力的性质和危害认识不足，担心影响任期政绩和地方经济发展环境，不愿意承认当地有黑恶犯罪以下基层组织的领导打击黑恶势力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打击农村黑恶犯罪的一个普遍难题。许多黑恶团伙的头目也是当地的经济能人，尤其是在他们开办了一定数量的经济实体时，尽管发展早期和壮大后的经营方式和手段涉黑涉恶，但为当地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吸纳了不少剩余劳动力。在处理了黑恶头目之后，如何以及能否正常维系这些实体的运营是个大难题，这也是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打击农村黑恶犯罪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农村恶势力团伙犯罪只按其犯罪活动所涉及的具体罪名进行处罚，这与其社会危害程度相比未做到罚当其罪。如恶势力团伙实施的轻伤害犯罪，其社会危害性不同于普通轻伤害，但实践中也往往被判处缓刑，或者处以罚金，有的甚至做了调解处理，致使一些恶势力犯罪分子很快又回到社会，再次作恶，造成新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