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渔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2008〕1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渔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行业，是农村经济的优势产业，同时也是高风险行业。加强渔业安全生产工作，对于促进渔业健康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经过多年努力，我国渔业安全生产工作取得较大进展，但是由于渔业作业地点分散，个体生产经营单位众多，受自然环境因素影响大，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相对落后等，渔业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受水上海上生产运输活动日益活跃以及极端天气事件多发等因素影响，各类渔业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为进一步做好渔业安全生产工作，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
　　（一）总体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全面落实渔业安全生产责任制，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和监督，加大投入力度，完善基础设施，改进技术装备，健全法律法规，不断提高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和防灾避险能力，努力构建渔业安全生产长效机制，有效遏制渔业安全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渔业经济安全发展。
　　（二）工作目标。到“十一五”末，扩建新建一批安全避风、配套完善的渔港，使全国海岸线平均200公里以内有一个一级以上渔港，能够为45%的海洋渔船提供服务；在重点渔港配备港口安全监控设备，建设海洋渔业船舶管理动态监控系统、渔船安全设备检测检验基地和渔业船员培训基地；使重特大渔业船舶事故得到明显控制，事故死亡人数比“十五”末明显下降。到2015年，形成较为完善的渔业安全生产支撑保障体系，渔业安全监管和防灾减灾能力显著增强，从业人员素质有一定程度提高，渔业安全生产状况明显好转。
　　二、加强渔业安全设施和装备建设
　　（三）加强渔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十一五”规划的通知》（国办发〔2006〕53号）要求，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海洋功能区划和城乡规划，合理规划渔港建设布局，适当提高建设标准，尽快形成以国家级中心渔港、一级渔港和内陆重点渔港为主体，以地方二、三级渔港为支撑的渔港防灾减灾体系。新建、改扩建渔港要突出避风防灾功能，提高码头、防波堤和护岸建设质量，完善航标、港口监控系统、港口消防和照明设施、抢险救灾船艇等配套设施设备，提高安全保障能力。
　　（四）大力提高渔船安全质量。严格渔船建造企业资格认可制度，依法取缔不具备渔船生产资质的企业，加强对制造、改装、进口渔船以及船用安全设备的检测检验，强化渔船修造质量的监督管理。加强老旧渔业船舶管理，鼓励、督促企业和渔船船东更新淘汰有安全隐患的老旧渔船和装备，探索推广应用安全系数高、抗风险能力强的先进渔业船舶，禁止无船舶检验证、登记证、捕捞许可证和存在安全隐患的渔船入海作业。
　　（五）积极推进渔业安全通信网络建设。加快信息技术在渔业安全生产中的应用，完善卫星、短波、超短波、移动电话“四网合一”的安全通信网。加强渔船通信终端设备配备，扩大近海和内陆水域无线电信号覆盖范围，远洋渔船要配备卫星电话，为安全信息播发与接收、紧急遇险报警、搜救指挥提供通信保障。加快大中型渔船船位卫星监控系统建设，实现对作业渔船的动态监控和实时跟踪。
　　（六）努力改进渔业安全技术装备。研究和鼓励有条件的渔船装备适用的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等助航设备，提高渔船防碰撞、防触碰能力。加大渔船自救设施设备配备力度，在按照规定配备救生、消防等安全设施的基础上，推广应用气胀式救生筏等装备，提高渔船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加强渔业安全管理与监督
　　（七）认真落实渔业安全管理制度。各渔业生产经营单位要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岗位责任制，规范生产操作规程。各级渔业部门要严格落实渔业船舶签证制度和渔船、船员持证作业制度；严禁渔船及渔业辅助船擅自改变作业性质、非法载人载货，严禁渔船在恶劣天气条件下冒险作业。要合理规划渔业作业区，尽可能远离商船习惯航道。在商船航道和渔业作业区域交叉航段、作业渔船密集区域，渔船和商船要严格遵守值班瞭望等安全操作规程，采取有效防范措施，防止碰撞事故发生。
　　（八）强化安全监督检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明确渔业安全监管机构及职责，充实和加强渔业安全监管队伍，探索在重点渔业乡村建立和推广渔业安全员制度。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加强督促检查，严格执法。要以渔业企业、渔港码头、渔船集中停泊点等场所为重点，加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力度。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的“四不放过”原则，认真做好渔业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九）加强涉外渔业安全管理。渔业企业要严格执行国际渔业条约、双边渔业协定和有关管理规定，依法从事渔业生产活动；渔业执法机构要加强在重点敏感海域的巡航护渔、监管检查工作，禁止渔船违规进入敏感争议水域作业；外交、渔政、海事、公安边防、海洋等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做好涉外渔业事件的防范处置工作，防止引发渔业安全事故。
　　（十）强化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加强渔业安全生产职业培训，严格执行渔业船员考试发证制度，对职务船员、远洋及涉外渔业船员实行特殊安全强制培训，努力提高渔业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建立渔业船员培训基地，加强培训机构管理，规范培训内容，重点加强渔船航行技能、避碰规则、科学装载、养殖排筏安全措施、自救互救技能等方面的培训，逐步建立健全以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为主要内容的渔民职业安全技能培训体系。
　　四、提高渔业安全生产应急能力
　　（十一）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建立和完善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共享机制，气象、海洋部门要及时将灾害天气和风暴潮、赤潮、海浪、海啸、海冰等灾害信息通报地方人民政府及渔业部门。渔业、海事部门要通过广播、电视、无线电台、海岸电台、手机短信等各种渠道，及时将灾害气象预警信息传递给渔区、渔业企业和渔民，并同时发布渔船避险路线、避险操作规程、养殖人员撤离注意事项等，为渔民提供充分的气象预警和避险信息服务。
　　（十二）完善渔业安全应急预案。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企业要健全应急预案体系，制订完善渔业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应急预案，特别要根据本区域自然气候条件等，进一步细化渔船和渔业养殖设施防避台风、风暴潮等灾害的预案，明确具体的防灾避险措施，切实提高预案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十三）加强渔业救助力量建设。交通运输部门要综合考虑渔业生产特点，合理布局救助力量，充分发挥国家专业海上搜救力量对渔业安全事故的主体救助作用。各级渔业部门要建立完善渔业专业应急救援指挥平台，完善24小时值班制度，落实值班岗位责任制。加强渔政执法船（艇）和渔船的辅助救助能力建设，为执法船（艇）配备必要的救助装备，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紧急备航制度，组织渔政执法船（艇）和渔船参与海上应急救助行动。积极引导渔船编队生产作业，赴中远海作业船队要指定带队指挥船进行统一指挥管理，加强渔船之间的相互支援和自救互救。
　　五、强化渔业安全生产的保障措施
　　（十四）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渔区地方人民政府要组织编制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规划相衔接的平安渔业建设规划，加大渔港等渔业安全基础设施和水上搜救、预警信息系统建设投入力度。对渔港、安全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护、渔业安全监管、渔民安全宣教培训、海难救助等项目所需投资和经费，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要通过基建投资或一般性财政预算大力支持。对老旧渔船更新改造和安全设施配备，有条件的地方要给予政策扶持。引导、鼓励并督促渔业生产经营单位加大安全隐患治理投入，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和建立稳定、多元的渔业安全投入机制。
　　（十五）健全渔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制度。进一步研究完善渔业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以及渔船、渔港和渔业船员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加快制订事故预防和控制、应急救援和处置等方面的技术标准和渔船、渔机、网具、养殖机械、渔业通信导航及防灾救生等渔业装备安全标准，完善渔业安全生产操作技术规程。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渔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执法检查力度，把渔业安全生产逐步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十六）推进渔业安全科技进步。加大渔业安全生产科技研发和先进技术示范推广力度，加快信息技术在渔业安全生产上的应用。鼓励渔业企业和渔政部门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产学研相结合，促进渔业安全生产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运用。大力开展渔业安全生产管理理论研究，加强相关学科和专业建设，培养渔业安全科研和管理人才。
　　（十七）完善渔业安全风险保障机制。要充分发挥保险对分散和降低渔业安全生产风险的作用。鼓励渔船雇主购买船东责任保险，引导和鼓励渔民积极参加保险。
　　六、加强组织领导
　　（十八）全面落实责任制。渔区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对渔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纳入政府安全生产总体工作部署，制定具体实施意见，及时协调解决出现的问题。认真落实县、乡等基层政府的安全监管责任，实施责任目标逐级考核制度。强化渔业生产经营单位和船东、船长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指导督促渔业企业强化安全管理措施，提高安全生产水平。建立并落实渔业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度。
　　（十九）加强协作联动。农业（渔业）、安全监管部门要建立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形成监管合力。交通运输、渔业部门要完善遇险渔船搜救联动机制。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渔船与商船碰撞事故处置工作，地方人民政府要妥善做好渔船事故的善后处理。充分发挥各类协会等中介组织在渔业安全生产教育引导、技术推广等方面的作用。努力形成政府统一领导、安全生产综合监管部门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监管、各部门协作配合、渔业生产经营单位全面负责、渔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渔业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格局。
　　（二十）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充分利用各种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渔业安全知识宣传教育。深入开展“平安渔船”、“平安渔村”、“平安渔港”等创建活动，营造全社会特别是渔区干部群众关心、支持并自觉参与渔业安全的良好氛围。


　　　　　　　　 国务院办公厅
　　　　　　　　二○○八年十月十二日



论当代西方国际法的走向

Introduction to modern wester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吴 越 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




原载 [德] 魏智通 主编，国际法，吴 越，毛晓飞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德国法学教科书译丛；网上法律书店在线书目）：中文版导论
中国公法网以及中国政治学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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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在总结当代西方国际法的基础上，认为当代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是以"二元论"为基础的，国际法调整国家间关系的这个本质仍然没有变。当代西方国际法的三大主题是国际维和与武装冲突、发展与环境、民主与人权。显然，在民主与人权的理解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同的认识。围绕着这三大主题的，则是国际合作、对话与改革三大主旋律。此外，在研究当代西方国际法时，应当重视欧洲大陆的国际法与美英国际法思想间的微妙差异。

Abstracts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wester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hold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nd law of states still bases on the theory of dualism. The main topics of moder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re international peace keeping and armed conflicts, the dilemma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Of course, the industrial countries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values regarding the conception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he main objects of moder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r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ialogue and refor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tinental Europe and Anglo-American countries should not be omitted by studying wester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关键词

国际法、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维和与武装冲突、发展与环境、 民主与人权 国际合作、对话与改革

Keywords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nd law of states, international peace keeping and armed conflicts,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ialogue and reform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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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国际法并非"西方"的专利。中华法系在古代早已形成独特的国际法思想与实践。仅以和平与战争的实践为例，从"以和为贵"、"先礼后兵"可以看出，中华法系的国际法思想始终是以和平为主旋律的，狭义的战争法即"战中之法"居于次要地位，战争并非目的，而是手段而已。即使战争不能避免，仍然要受到习惯法的约束。从"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勿杀无辜"的实践看来，中华古代的和平与战争思想与当代的国际战争法规则是何等相似。然而，在世界近代史中，璀璨的中华文明遭到了西方殖民者炮舰的蹂躏[１]。西方文明从此主导世界，西方的价值观也就成了"主流"的价值观。国际法也就成了"西方"的国际法。在西方法律价值观主导的秩序中，其他法系、包括中华法系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民族自决权"的觉醒，殖民地国家纷纷走向独立。第三世界国家谋求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尤其是在经历了"东西"冲突及"南北"矛盾的整合之后，世界格局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当代国际法也不再聆听一个声音、遵循一种模式。就连西方的国际法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当代国际法已经不完全是西方的天下。历史不容逆转，时代迈着自身的步伐前进。当代的国际关系已今非夕比，全球化趋势已成定局。崛起的中国正在重新构造自身的全方位国际关系，寻找自己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有必要了解当代西方国际法的走向。
一、国际法的起源、本质及与国内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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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看来，当代国际法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法中的"万民法"[２]，它是"市民法"[３]的对应物。市民法调整的是罗马人之间的关系，而万民法则调整罗马人与非罗马人之间的关系。万民法是从罗马的外国人法中发展而来的，其内容则十分广泛，它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国际公法、国际贸易法、海商法与国际民事诉讼法。到公元15、16世纪的西班牙鼎盛时期，人们开始采用"民族间的法"[４]的称呼，德国至今保留了这一提法[５]。到公元17、18世纪的法国时代，欧洲才始采用"国家间的法"[６]这一称谓。到20世纪，人们才正式采用"国际公法"[７]术语。

上述概念的演变表明，随着国家地位的固化，国家最终取代了民族成了国际关系的主角。国际法秩序中的构造性原则即主权原则也是将国家作为社会和法制单元，或者说国家可以建立秩序[８]，而不是将人民、民族、国际组织、超级组织或者个人作为连接点的。非国家性质的国际法主体、尤其是联合国作为世界和平的组织虽然具有特殊意义，但它们仍然是以承认国家主权为前提的；这些组织尚不能代替国家的存在。因此，"国际法"的本质就是国家间的法。与国内法不同，国家不但是国际法的制定者，也是国际法的实践者，换句话说，国家既是国际法的裁判，又是国际游戏的表演者，这是因为国际法缺少国内法那样的"自上而下"的权威，尤其是缺少权威的争端解决体制以及强力作后盾。尽管当代国际法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尤其是国际组织作用的增强，个人的国际法地位提高，但是国际法作为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的本质仍然没有变。为此，我们不能将联合国理解为国家的"家长"，联合国也非"世界国"或者"理想国"，因为即使联合国宪章也是在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产生的。主权平等依然是国际法的出发点和归属。正因为如此，国际法规范的形成必须以国家间的"合意"[９]为基础，国际习惯法也只能通过共同的国家实践形成。借用先哲孔子的话，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

明确了国际法的本质，就不难理解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由国家主权原则所决定，"国际法"秩序不能"自动地"在国家内部适用。在当代，已经罕有学者坚持"一元论"[１０]了。"一元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秩序是统一的，国际法因此当然地在国内具有效力。但是，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实践中能够贯彻一元论。"一元论"的思想基础大约来自于古代的神学以及后来的自然法思想。神学与自然法认为，法是某种超然的存在，是神的意志或者自然的法则，因此，神的"法"或者自然的"法"当然是统一的，不容凡人分割[１１]。相比之下，"二元论"[１２]更符合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本质。多数西方学者也持"二元论"观点[１３]。"二元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系统是彼此独立的，因此国际法规范要在国内发生效力必须经过国家的"认可"或者"指令"。"转化说"[１４]就是以二元论为基础的，它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将某个国际法规范"转化"为国内法规范，转化以后的国内法规范与原国际法规范虽然在内容上是相同的，但是分别属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彼此的效力范围仍然是清楚的。

二元论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强行法"[１５]的国内效力的认识上。有学者认为，国内法的效力级别低于强行法[１６]。笔者认为，对这个命题要从两方面分析。首先，对于什么是强行法，尚未有一个公认的定义，相应地，强行法究竟包括哪些国际法规范至今是一个谜。如果说国家主权平等属于国际强行法（这大约是没有问题的），那就等于说，没有任何的国际"强行法"能够违背国家主权。即使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宣布某个国家的法律因为违背强行法而无效，也只能意味着该国的国内法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然而在该国内部，该法律仍然是有效的，除非国家共同体剥夺了该国的立法权与司法管辖权，倘若这样，不就正好违背了"国家主权平等"这一强行法原则吗？因此，"强行法"不是否定二元论的依据，不能笼统地认为强行法的效力级别高于国内法。
其次，在研究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时，对"国内法"也要作进一步的划分。在国内法中，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它不仅是制定一般法律的依据，而且也规定了其自身与国际法的关系[１７]。因此西方学者在考察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是，首先是研究国际法与宪法的关系。笔者认为，在国内法中，任何国际法规范的效力均不得高于宪法的效力。换句话说，即使国际强行法也不得对抗宪法[１８]。这与宪法本身是否与强行法的内容要求相吻合则是两回事。这是因为国家虽然享有独立主权，但是国家也不可能置国际共同利益于不顾，因此立法者在确立宪法的内容时，客观上必须考虑国际法上的一般法律原则，这就是对国家的客观"强制"或者说宪法的客观成分。但是这种客观强制并不是否认宪法权威的依据，原因在于一旦宪法内容确立下来，即使其个别规范违背国际法，在立法者没有修改该规范之前，它在国内就是有效的，至于其他国家是否承认，则不影响其国内效力。例如，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就应当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法规的要求来完善国内的立法。但是现行的法律在修改之前，它在中国境内仍然有效的法，人民法院也不得以国内法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相抵触为由拒绝适用国内法[１９]。当然，中国为此违背自己的国际条约义务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则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正如德国学者所指出，不能过高地估计一元论或者二元论在实践中的意义，国家在对待国际法规范时，并没有固守某个理论，而是采取了灵活的态度[２０]。

二、当代西方国际法的主题与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