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个性培养

刘成江


　　法官的个性培养，是一个接受他律并经过内在良心调整达到自律的过程。他律，最主要的就是监督。而最有效、最经常、最基本的监督，是法院内部监督。这种监督不仅仅是对法官行为的规范，对审判权的制衡，同时，是对法官的爱护和保护。完善的内部监督机制，将审判监督与纪律监督紧密结合起来，让监督贯穿于审判工作的各个环节来维护良好的司法秩序，尽量排除干扰，将法官从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解脱出来，保证司法的公正与效率。自律，就是法官要自我约束、自我控制，把个人的一言一行自觉纳入法官的个性规范中去。要做到自律，必须树立唯法至上的理念和追求公正的强烈意识。法官只有追求公正的坚强理念，才能有正确的道德价值取向，把法律信仰作为法官最基本的价值观念，真正在灵魂深处忠实于法律。法官只有获得对法律信仰和正义追求的精神支持，才能带动内心严格的理性自律，从而产生巨大的工作动力和无私无畏的勇气。始终保持自己崇高的职业操守和司法人格，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人民法官既是传播法律的使者，也是涵养道德的楷模。a
　　培养法官的个性，使司法主观性与法律客观性有机结合起来，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法官的威望与人格魅力，有人说，我国法官的个性犹如我国法院判决书的书写模式一样——千篇一律，几乎没有什么特点可言。因而我国法官的威望与人格魅力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与体现。法官的人格魅力是法官内在道德涵养的综合体现，而法官的人格魅力对于公正审判的实现或某些制度的实施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诉讼制度史上享有盛名的“马锡武审判方式”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并广为流传，显然与马锡武本人公正廉洁的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法官威望的建立与人格魅力的培养是法官日常道德修养的积累与结果，在法官审判日益走向独立与自治的今天，每一位法官都应注重自己对高尚的品质、健康的人格、社会良知、温和的性情、稳定的情绪等综合因素的培养，以建立自己良好的社会声望，展示自己的人格魅力，只有这样，法官才能通过自己的工作——公正、高效地审理案件而赢得公众的信任和社会的肯定，并逐步恢复民众对司法公正性的信心。然而，由于法制不健全、不完善的客观事实，我国法官在事实上比公开承认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握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说，他们在悄悄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并且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十分普遍、突出，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二、法官公正自由裁量的能力，法官的裁判过程实质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运作过程，裁量权的使用科学合理，裁量就恰当、公正；裁量权运用得不好，裁量就可能失当、不公正。为实现法官自由裁量权公正，应着力培养法官的综合素质：1、精通的业务素质。这是法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前提。这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基础。法官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若不了解、不熟悉这些规则，就不能进行正常的工作。法官要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就要具备较高的法学理论，要能领会法律的精神实质，并能将法律精神融会到整个审判实践，使法律在日常审判工作中运用自如。需要明确，法官熟悉业务，仅对法学有所精通还不够，还必须对法学的相关科学有所了解。2、高尚的道德素质。这是法官行使好自由裁量权的内在约束。法官要行使好自由裁量权，必须要有公正办案的良好思想，养成不畏权势，不徇私枉法，不为利益所倾的优良品德。3、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是法官行使好自由裁量权的外在要求。法官要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最重要的是这种权力不被外部环境所影响，不受任何外界权势所制衡。我们要切实为法官创造一种正确行使审判权力的社会环境。要创造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当前应尽快解决好法院科学设置和法官管理监督问题。
　　三、法官平衡法律变革的能力，法官对法律的变通适用。这是最通常的潜移默化的法律变革，其中，法官的作用尤其重要。法官的主要职责是裁定纠纷，作为一般原则来说，我们不能要求法官去承担建立未来法律制度的任务，但是，法官是最直接并且是最先对社会向法律提出新问题作出反应的，即使面对法律未加规定的情形，法官也不能以此为由而不履行其进行裁决的义务；在法律的适用与现实社会情况发生冲突时，法官负有公平决断的义务和职责。并不能完全依赖法律明文规定的教条进行裁决，而必须考虑法律原则的选择，比如，社会形势、风俗习惯及政策等诸多因素，主动地参与平衡协调以期作出真正权威的判决。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作出的这种具有胆识的、决定性的、有时甚至是反传统的创造性行为，克服了法律的停滞和衰败现象，保障了法律的权威。法官可以独立地、审时度势地就该法规的社会形势、风俗和自该法规通过之时至今是否已发生一种显著的、实质性的和明确的变化作出判断，并在不违反原法律制定者意图以及一般法律原则的基础上作出适时的解释，并依此在司法过程中作出适合一般性正义的判决。
　　法官要职业化。法官作为国家司法权的载体，尽管其职业能力使他们掌握了影响社会的强大力量，但只有将这种力量与法官为民众谋福祉、为社会担道义的高尚职业精神相结合，法官职业才可能与社会大众具有亲和力，才有可能在社会中求得充分的身份和物质保障，并在司法独立的意义上获得令人羡慕的自治“特权”，进而赢得为社会大众所尊崇的职业声望。法官要有良知。一是良好的知识结构，这种知识结构不仅仅指法律专业知识，还包括各种各样广博社会知识与社会经验，对社会生活的经验也是法官处理好案件的基础，法律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社会工作，离开专业知识从根本上就不具备做法官的最起码条件；二是良好的认知水平，包括认识、判断、推理案件的能力，具体而言是快速领会案件基本情况，把握案件双方争执焦点，并准确做出谁是谁非的判断的能力；三是良好的道德水准，就是说在认识案情，把握案件所适用的法律后，真正按照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处理案件，做到不偏不倚，问心无愧；四是法官对案件处理的适当性，因为法律往往可以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这一范围中，无论法官如何选择都是符合法律的，也是合法的，这时如何对案件作出适当的判决就显得特别重要；五是法官本人对法律的尊重程度与忠诚程度，这里着重强调的是法官绝不能将法律当做为自己在社会上谋取便利的工具。
　　法官是一种特殊的职业群体，其特殊之处在于法官被誉为司法公正的守护神、社会正义的化身。法官的个性是法律实现过程的润剂。如果说司法审判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法官就是这最后一道防线的“守门人”，倘若能放松对“守门人”的束缚，为他创造更加广阔的自由空间，让他“头顶是灿烂的星空，心中是崇高的道德法则”。


参考文献：
a: 张庆俐.浅谈法官的职业道德[J].特区法坛.2002.(4).

　　2012年民事诉讼法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修改，这次修改本着建立“公正、高效、权威”民事诉讼制度的总体目标，在制度和条文方面均有所修改，其中在送达部分修改了留置送达方式，增加了电子送达制度，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民事送达的法律依据。新民诉法实施已经半年多，为了更好地把握立法精神，在审判实践中正确适用，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对留置送达和电子送达展开探讨分析，并就完善基层送达提出了一些思考与构想，以期推动我国民事送达法律制度的完善，从而逐步缓解“送达难”问题。

　　关键词：民诉法修改　留置送达　电子送达

　　一、对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送达条文的理解

　　（一）新民事诉讼法修改完善留置送达

　　2012年《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民诉法）八十六条规定：“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受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可以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也可以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

　　新民诉法增加了留置送达的形式，即视听资料记录的见证形式。相较于2007年《民事诉讼法》对于留置送达仅规定了一种见证人证明的方式的规定，这次的修改使得留置送达的形式更为切合实际。2007年《民事诉讼法》对于留置送达给予了很严格的限制，要求人民法院须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当场见证，但法律并未规定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代表有义务履行见证职责。而司法实践中，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代表法律意识不强、怕得罪当事人等原因多数不愿到场见证，使得留置送达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困难。这次修改后，邀请见证人不再是必要条件，而是可供选择项，对于司法实践中见证难的解决是一剂良药。

　　其实，理论界和实务界很早就有人提出取消留置送达见证人的制度，简化留置送达的程序 。但考虑到对于法院送达职权的监督，立法层面一直没有采纳。这次修改，将见证人的规定由“应当”改为“可以”，以立法的形式对留置送达的过于原则的规定进行修改，这是立法的一小步，却是缓解“送达难”问题的一大步。

　　在直接送达拒收比例高的今天，采用视听资料的方式记录送达过程，简便易行，在实践中应及时推广使用。事实上，新民诉法修改以来，使用视听资料固定拒收文书的情形成效显著。在莒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王某某等借款合同一案中，该案被告人之一王某某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代收法律文书，法院工作人员依照新民诉法规定以拍照方式完成送达。

　　（二）新民事诉讼法与时俱进增加电子送达方式

　　新民诉法八十七条：“经送达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但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除外。采用前款方式送达的，以传真、电子邮件等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随着现代科技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电子科学技术在人民生活中应用越来越广泛、越密切，新民诉法在传统的六种送达方式基础上，也增设了一种新的电子送达方式。

　　对此，国外许多国家已有立法例。英国现行民事诉讼规则第六章文书的送达第二条第七项规定：“根据有关诉讼指引通过传真或其他电子通讯方式送达”。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也有当事人可以用电子手段向法院提交诉讼文件的规定。

　　电子送达有两种主要途径，即传真和电子邮件，并采用兜底性条款：“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这也体现了我国立法体制的前瞻性。科学无界，电子科技发展也是日新月异，新民诉法为未来电子送达方式的发展预留了空间。

　　二、民诉法修改后，送达制度在适用中面临的问题　　

　　“送达难”一直困扰着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以审理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为例，法律文书首次送达失败率高达70%，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特别是在案多人少的今天，更给法院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新民诉法修改后，对送达难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文书送达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

　　（一）留置送达

　　新民诉法突破旧法，规定可以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但从法条理解来看，对留置送达的适用条件未作更改：

　　（1）留置对象是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

　　（2）留置的地点是受送达人的住所；

　　（3）留置送达适用于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受诉讼文书的情形。

　　在具体适用中，留置送达面临如下问题：

　　（1）“同住成年家属”的规定限制了留置送达的情形。留置送达对于签收人的范围限于受送达人及同住成年家属，签收人范围过窄。实务中，许多同住成年家属与当事人一同外出，无法留置送达。而受送达人的其他近亲属（一般都住同一个村或组）在家中，由他们转交便于送达，但不符合“同住成年家属”的规定。虽然当前实务中许多法院在遇到上述情形时也是采用由近亲属转交的办法，但是在立法上是没有依据的。　

　　另外，有的观点认为应将“年龄智力相当的未成年子女”列入留置送达的对象。笔者认为不妥，虽然年龄智力相当的未成年子女，与当事人必然有联系，便于转交。但这种“年龄智力相当”规定过于模糊，司法实践中不易把握。

　　（2）关于“住所”。公民以其户籍所在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法人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员流动性增大，离开原住地常年在外务工者数量庞大，大量公民的“住所”与实际所在地不一致，不适宜留置送达。仅就笔者所在辖区陈家白崖一村为例，外出务工占本村村民的57%，还有15%至20%的村民在村周围打工或经常外出，白天家中无人，甚至许多夜晚也经常不住家中，这种情形下无法进行留置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