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教育和合众国的未来

　　　　　　　　　　　　　　　　 [美] 哈里森•谢泼德 著

　　　　　　　　　　　　　　　　　　　宋飞 译

（本文译自《法律界名人英语经典演说辞》 项阳编著（5元丛书第五辑 主编 马德高 张晓博 范希春）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此次翻译未经原作者及编著者的同意，故仅供学术研究使用。）

一、开场白
万分荣幸受邀来到耶鲁俱乐部发表演讲。我从没上过耶鲁大学，但是对我来说，这里有与我即将讲到的话题直接相关的重要联系。我是在位于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黑斯廷斯法学院就读的。我作为一名学生真正建立联系的唯一的一位法学教授是一位耶鲁大学毕业生和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前任教师：即罗斯科•T•史蒂芬教授（史蒂芬教授1890年生于蒙大拿州。当他还是一名耶鲁大学学生时，他学习了由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讲授的宪法课，在塔夫脱任美国总统期间，他被任命为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我曾经给他当过法律研究方面的助手。结果，史蒂芬教授被推荐为美国司法部长。而我也于1967年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司法部下属的反托拉斯部门（史蒂芬教授也曾在此工作过）当律师，这是我自己法律职业的开始。
与耶鲁大学有关的第二个联系是极具个人意义的，甚至更直接关系到我所谈论的主题。耶鲁大学法学院现任院长，安东尼•T•克罗曼，他曾经写过我所认为是许多有关美国律师业务标准在下降的已经发行的书籍中最好的一本：《迷失的律师：法律职业理想的衰落》（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在我谈到的从乡村律师协会到州立律师协会（还在美国全国律师协会的年会上）去讨论为了在美国法律教育和实践中的改革这些至关重要的需求，我经常性地引用克罗曼院长关于渐进式损耗的评论，他将律师业务模式称为“律师政治家理想”。
而且在我的印象中，基于这样和那样的理由，占主导地位的耶鲁气质——也许谈它的精神面貌还扯得不够远——比其他法学院更接近——例如，哈佛的——则需要控制精神，控制美国法律职业需求方向的精神。我希望我所意味的是将来能成为谈论这一结论的清晰表达者。
二、通行的律师实务
安排好的标题是“美国法学院教育需要改革”。在提出这个话题时，我不仅仅希望告知听众，我另外还要警告你们。花费多年研究这一话题之后，我提出了我的观点，即现在律师的典型行为，如果继续未经检验和未经改造，将严重地危及我们大众市民团体的未来健康和安全，也危及我们的政府构建的根基，正如美国宪法前言所描绘的那样，“为了保证我们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益不受侵害。”
为了描述法律教育改革的具体需求，我将以关于州立律师业务的一些观察开始（我的话题）。
伦敦的劳埃德曾预测“法律诉讼从恐惧的‘千年虫’【电脑在识别1999年以后的日期方面存在的缺陷】中涌现出来，它将在美国独自释放出总计1兆【万亿】的能量。”然而，电脑工业的巨头们却对这一事物持另一种看法。“当我和人们（就千年虫问题进行）交谈时，”美国信息科技协会主席哈里斯•米勒说，“除非这一房间中有一个律师想从它里面捞一把钱，否则不会有人会谈及法律责任。”他说他的协会正在尽其所能地教育和培养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觉醒意识。“我们考虑的是你该如何处理这一议题。你将它解决掉，而不是虚构什么法律责任议题。”
在严峻形势下的（1）诉讼和（2）解决问题的方法之间的区别恰恰是现在法律职业界的症结是——实际上不良反应是，而且很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以及为了职业矫正，（我们）需要做什么。
一位经济学家粗略地估计了一下，不必要的诉讼，使公众每年花费约3200亿元。而且我也看到了已经公布的提起诉讼的估计数量，在这个国家每年每一种诉讼都高达八千万起。这些数字似乎并没有满足我所有的幻想。他们又提供了更多的有据可查的、可信的数字，例如，在美国司法部的司法统计署有关案例分析处理的特别报告中提供了一个县的1995年7月的民事诉讼陪审案件和判决数据。该公署的特别报告分析了美国最大的75个县一年内的762,000起合同、侵权案件和房地产案件的处理情况。在仅就这三个法律领域（即合同、侵权案件和房地产案件）,在75个最大的县的一百万件案子中，已经超过其总数的四分之三。然而，这份特别报告真正有趣的却是，它表明在美国存在滥用诉讼权利的（严重）现象。在这762000件案子中，只有1.5％是由陪审团审理的，而自愿调解的占（61.7％），被驳回的案件也占（10.8％），即决审判解决的占（3.7％），以上情形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三（即占76.2％）。
乍一看，人们可能想象的是，这些数字描述的是一个良好的局面。毕竟，只有1.5％的人受到审判。但考虑一下：在法院门口解决以前发生的案件的司法费用怎么样？他们（的花费无疑）是巨大的。但事实是，通过律师所谓的“调查发现”和“在实务中的运作”的正规预审程序，构成一个恶名昭彰的滥用当代司法实务的典范。的确，我怀疑在一个美国律师健全的心智中，是否谁也不会（例如，在非正式的、酒桌上的场合）承认在绝大多数的案件中，即使是相对复杂的案件中，如果一方的律师的律师能够一个接一个地紧而有序、直截了当、公正理性地处理，他们（完全）可以只用他们对手通过正规司法实务的方法所花费的时间的十分之一的时间就解决了他们的案件。而且在为政府和私人执业三十年以后的我将证明，如果客户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律师们的充分的法律咨询，而且（这些）律师也已受到足够的理性处理冲突局势而不是睾丸激素、贪婪或者善意的坏习惯的培训，只有很少时候会遇到实在不能调解的案子。
前文所述的事实——其实，我想说在我的第一个私人执业的案件中，它已经被体现出来了。在我是原告的律师的那个案子中，由于被告的律师甚至拒绝和我们谈论责任是非常明确而唯一真正的议题就是损害赔偿的问题，我才极不情愿地把这个问题引向诉讼。我自愿提供给被告的律师有关该案件法律理论和我的委托客户损害赔偿的书证的一个充分陈述。被告的律师是由一个保险公司出钱雇佣的。他（一度）坚持以双方的（证人）证词和进行其他正式调查发现（的文件）为准，通过近两年的时间才同意调解。我的委托客户曾提出如果此案未经正式（预审）程序，而只采取即决审判方式，就愿意和解，此案（本来顶多）半天就可以结案，可是我们却花了五倍以上的时间和精力（才了结此案）。
当我到了（被告的）辩护律师的办公室，拿出清算支票的时候，我问他这个案子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我们原来建议的方法解决。他还在为他坚持要通过正式的诉讼程序而辩护，他说：“（我就直说了吧），这是体制（决定了）应该这样运作（的方式）。它只是在这个案件中没有运作良好（罢了）。”这一观点，在我看来，正如它所根据的在这个县每月成千上万的类似案件的诉讼一样——要么是（律师）胡说八道、损人利己的废话，要么是（律师）承认（办事）无能。对于保险辩护律师事务所带给保险公司理赔员的这些(索赔书证)文件而言，该文件很可能只是“不够份量”，除非它至少有两个（基本上是不必要的证人）证词和大量其他（基本上是不必要的）调查发现文件（才行）。
这种不必要的诉讼成本给美国的生活费用增加了数十亿美元，给几乎每一个产品和提供服务的成本都增加了几十亿美元。例如，出于对医疗事故索赔的恐惧，（医院）通过大多数医生不会另加考虑的严格的不必要的防御性医疗的做法和程序（来加以防范），（导致这样做的成本）预计约占我们国家的医疗费用的7%到20％之间。
三、被对抗性的律师业务非难的宪政问题
然而，作为一名律师，我最关心的还不是律师们正式的对抗性律师业务的非常过度地使用所导致的经济成本的问题，而它也不是和律师接触越多，人们越不喜欢他们的事实，更不是连律师自己现在都可以构成这个县（心情）最郁闷的职业群体，而且他们对他们（自己所）选择的职业表示不满的（人数）比例也在（与日）俱增的事实。相反，我最关心的问题，我相信我们都必须或都开始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大多数律师是不是即使知道也不再（发挥）他们在公职律师执业和私人律师执业方面，作为我们国家宪法制度的捍卫者的最重要的功能的事实，而且，现在他们几乎普遍无知或无视这一可能已经危害到在美国宪法中阐明的我们国家的最根本目的的维护和安全的事实。
我们国家宪法的缔造者中荟萃了深谋远虑的政治建筑师，这在历史上可能没有先例。当他们在其序言中阐述我们国家宪法的目的时，他们做得如此谨小慎微，以严格遵守我们合众国制度应该以服务为优先。该序言宣布我们国家的如下目的：
“我们合众国人民，[1]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2]树立正义，[3]保障国内安宁，[4]提供共同防务，[5]促进公共福利，[6]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
我们国家宪法的首要目的是宣告要从我们的人群和各自为政的州的多元化中挣脱出来，以“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我们现在可能会为美国的多元化而自豪。但是，即使在18世纪末，起初的13个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草案）上签字的州，也是一个“多元化”组合。没有现代通讯和运输技术，没有现在电子（大众）传媒和跨国企业法人所可能拥有的文化的同质化， 18世纪的美国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的人们与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相比，生活在显著不同的文化之中。我们国家“宪法”的非常首要的目的是将多元化汇集到[1] “更完善的联邦”之中去，因为邦联章程显然未能做到这一点。作为（宪法的）一个目的，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作为关键（来看待的）。因为当时美国人群的多元化，现在仍然（使其保持）相对和谐地生活，这是一个政治奇迹创造的东西。但我们的“更完善的联邦”（梦想）现在在公共执业的诉讼律师不必要的诉讼的领导下可能再次受到威胁，其“武力”（足以）让其破碎。
目前的宪法发挥的作用已经使民众之间形成了“更完善的联邦”，但宪法在政治上的首要目标依然是[2]“树立正义”（理念），而不是“创建法律”。正义和公正理念也要作为我们制定基本法的首要目标。不管不同的“正义”理论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矛盾，正义的核心含义是给予民众应有的权利，而不是依据权力的优劣，财富的多少、强势程度来选择和拒绝给予。
我国（假设是美国）政府的第二个目的 [3]“保障国内安宁。”也就是说，一旦联邦确立下来，我们建立法律体制来实现正义，以确保我们的民众安宁。适用法律的必然含义是作为不和谐，分裂和战斗的工具，而不是作为一个缔造和平的手段，其中的原因可能会发现和平的手段是违反我国宪法的首要目的之一。以解决问题、调解人和和事佬身份（出现）的律师，是忠实于这一（宪法）目的的。甚至在秩序可以用合理的经济的价格衡量的诉讼中，蓝波律师（美国社会学家詹妮弗.皮尔斯将诉讼律师描述为“蓝波律师”的角色。“蓝波型”的律师必须勇猛阳刚如同史泰龙电影《蓝波》一样，具备在法庭上狠狠打击对手、摧毁对手提出的证据力强度的能力，并且可以有效说服当事人继续聘用自己、帮律师事务所拓展案源、招揽更多当事人。参见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美国康乃尔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郭书琴，“司法女蓝波”？谈律师业务界中的“性别意识”——以台湾法律专业养成过程中女性法律人为例，原载文化研究月报第33期三角公园栏目，2003年11月15日）“不接纳战俘”的私人宣誓誓言（意思是说律师不作为诉讼人为战俘辩护），以及坚决维护委托人的最后一毛钱的权利——这与宪法的目的相违背。
如果紧密团结的人民生活在在旨在树立正义的法律（统治）之下，生活在我们国内的安宁之中，那么“宪法”久把注意力转向[4]共同防务和[5]促进公共福利。这五个合众国宪法的目标是其最高的政治目标的判断标准：[6]“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
四、针对解决问题、缔造和平模式的律师业务，法律教育急需变革
在总结与如今美国的律师业务和法律教育的问题有关的我们的宪法基本目的之前，请允许我插入一个相关的个人说明。和数以千万计的其他美国人一样，我是孙子辈和曾孙辈的移民。我曾参观过我的祖先逃离的充满暴政和迫害的那片土地。他们几乎一天都没有回去，以至于我对他们让我在这里出生的特权并不心存感谢。我在世界各地的经常性旅行证实了作为一名美国人的我，在自身的生活中，对我来说，已经能够确保我“得享自由的幸福”，我是（多么）惬意的。我不仅是为美国而高兴和自豪，，也为能在这片土地上当律师而高兴和自豪，正如林肯所说的“敬畏法律”那样，并且应该敬畏“民族的政治宗教”。在我的余生，它的夺目光辉照耀了我自身和我的两个孙子。我希望他们至少像我一样，能够享受到旨在保护他们的我国宪法所保障的“自由的幸福”。
但最近典型的律师行为的涌现，使得我对他们的行为感到焦虑。每一个美国律师，当他在执业律师协会上承诺，宣誓（或肯认）捍卫他或她们州的法律和美国宪法。这句誓言——我担心，也许大家也觉得——它是律师入行的仪式，其意义被忽视、漠视、误解，或遗忘。我认为，这一誓言的证据效应，可以简单地通过越来越多的律师承认这是他们的宪法职责的调查结论来得以建立，正如法院工作人员，被授权解释、宣传、管理和执行土地法，帮助“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 ... 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越来越多的律师承认，如果不能以毅力和决心，“以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的最佳状态”解决所有问题，维持和平，以及以他们所拥有和解的技能，以帮助实现这些目标，那么聘请律师就是一种失策，他们将视为违背了其宪法宣誓，对他们所呼吁的精神也是一种深度的背叛。
现在在美国律师协会的成员之中，大家普遍都不能牢牢记住自己作为一个律师最重要的目的。像这样的一种流行性的失败，其实正是一种能威胁甚至削弱我们宪法性的原则和目的的保持和稳固的失败。与美国后市民社会令人恐惧的可能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都希望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三个世纪将有可能延续其第一和第二世纪稳定、繁荣和进步的世界历史奇迹。但我不得不说，只有足够的美国法律界成员能及早认清他们作为美国民主长期性看护者的批判促进作用时，我们的希望才能达到我们的期望值。其实这就是律师被美国公众所赋予的职责：
“美国律师的工作环境是一个经过自我选择的完全法律化的社会。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注意到一个多世纪前，美国人就倾向于通过诉讼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因此，律师工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仅仅是反应了美国法律的政治性，因为20世纪美国人的社会自己构建了如此的政治机构“。
古代和现代的历史表明：当冲突在民主社会的不同派别之间大幅增长时，法律制度就不能够充分地、和谐、和平地解决这些问题，其导致的结果要么是独裁政府或暴民统治。社会中的暴力超出了某一限度是令人悲哀的，但真实的情形是，大部分人愿意用自由去换取更高的安全。托克维尔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同时他也意识到了稳健的法律体系在维护共和政体自由中必须发挥其主导作用。在谈及律师（当时是男性的专利）职业时，托克维尔写道：
“我不是不熟悉人们性格的内在缺陷。但如果没有民主原则与律师严谨的掺杂融合，那我质疑民主本身是否能存在。在一个合众国里，如果处理公众事务的律师的影响不与人民的力量成正比，那我不会认为这国家能维持多长久”。
托克维尔不是谈论兰博诉讼律师（美国社会学家詹妮弗.皮尔斯将诉讼律师描述为“蓝波律师”的角色。“蓝波型”的律师必须勇猛阳刚如同史泰龙电影《蓝波》一样，具备在法庭上狠狠打击对手、摧毁对手提出的证据力强度的能力，并且可以有效说服当事人继续聘用自己、帮律师事务所拓展案源、招揽更多当事人。参见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美国康乃尔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郭书琴，“司法女蓝波”？谈律师业务界中的“性别意识”——以台湾法律专业养成过程中女性法律人为例，原载文化研究月报第33期三角公园栏目，2003年11月15日）。他的话可以被理解成一种暗示，只有当我们律师学着比以往花费更多的努力来帮助我们神奇的多元化美国变得更和谐融洽时，美国的民主才能在二十一世纪继续生存和繁荣。首先是维护和平，其次还是维护和平，最后还是维护和平的想法和表现对律师来说是个挑战，也是对于战士的最终手段——记住和认真思考他们的宪法的誓言。
如果我们失去我们的美利坚合众国，它的失去将不会引人注目，不会有锁链和地牢的暴政。它的失去将安静，渐进，源自日益增加的社会动荡及暴力所催生的对我们人身安全的关切，直到——如托克维尔所言——我们的人民变成“胆怯而辛劳的绵羊，政府是其牧羊人。”
这把我带回了这次演讲的主要观点：作为我国宪法的保护者，当代法律教育的不足之处帮助了律师去履行自己的职责。
美国法律教育的主流模式，仍然是教导学生以步步进逼的方式进行辩论，自己既毫不留情，也不接受对手的宽大；而且还教导学生怎样用毫不妥协的技巧来反驳对手的观点。只有不足 4% 的美国法律学校要求学生接受只有一个小时的谈判训练，作为他们必学的技能之一。假如你想推祟的是民事（诉讼）的恶斗，而非和平解决纷争，那就整体而言，美国的法学院会依然是延续你的创建精神的学府。法学院就不是为促进排难解纷而设的学府，而是助长牟利纷争的学府。
鉴于令我们不可思议的多样化社会的两极分化的加剧,它应被视为一个全国性的丑闻——如果不是一个国家的耻辱——法律系的学生不需要学习任何无论何时都能帮助他们解决而不是加剧冲突的技能就可以从法学院毕业；他们不需要学习成功解决问题，建立和平，双赢谈判的先进的技巧，他们得首先看清自己是纷争的侵虐者，根本不是热心的调停者。
5.结论
作为耶鲁大学的校友，本次演讲的总结陈词是直接针对你们的；我恳请你们，以你能够参与的任何方式全心全意地投入于此：通过你对你自己的律师有所要求；你可以尽力支持克罗曼院长的理念，去进一步警醒美国民众，任由“法律职业中衰落的理想”彻底衰落下去会导致什么样的内在危险；并尽你所能以其它各种方式来帮助法律教育转向维护和平的模式，坚定不移地遵循我们的美国宪法和共和形式政体的明文规定。让我们每个人都行使职责“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



参考文献：
1、（美）安东尼•T•克罗曼著，周战超, 石新中译，《迷失的律师：法律职业理想的衰落》，法律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2、(美)JamesM.Altman著,杜国栋译，现代庭审律师与律师政治家——评《迷失的律师》,转引自雅典学园（傍江水寒2007-03-19上传）
新闻出版署


关于印发《出版物市场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新出发〔1999〕127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

　　现将《出版物市场管理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及时报告我署。

新闻出版署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八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出版物市场管理，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出版物市场，发展和繁荣出版发行事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根据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出版物的总发行、批发、零售等发行业务及监督管理。
出版物的出租、散发、附送等行为，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出版物，是指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等。
图书包括各类书籍、画册、挂历、图片、年画、年历等。
报纸是指有固定名称、刊期、开版，每周至少出版一期的连续出版物。
期刊是指有固定名称和栏目，用卷、期或年、季、月、旬、周顺序编号，成册的连续出版物。
音像制品是指录有内容的录音带、录像带、唱片、激光唱盘和激光视盘等。
电子出版物是指以数字代码方式将图文声像等信息编辑加工后存储在磁、光、电等介质上，通过计算机或者具有类似功能的设备读取使用，用以表达思想、普及知识和积累文化，并可复制发行的传播媒体。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发行，包括出版物的征订、储运、批发、零售（包括邮购，下同）、投递及互联网上购销等经营行为。
总发行是指出版物印制（复制）完成后，统一由具有总发行资格的出版物发行单位负责该出版物在全国发行的经营行为。
批发是指以一定折扣、批量，在一定区域内向出版物发行单位销售出版物的经营行为。
零售是指直接向用户或读者销售出版物的经营行为；邮购是通过邮送方式向用户或读者销售出版物的经营行为。
投递是指将出版物递送至用户或读者的经营行为。
第五条 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必须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坚持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第六条 新闻出版署依照《出版管理条例》负责全国出版物市场的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制定全国出版物市场结构、布局和发展的规划，指导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出版物市场发展规划和管理细则。
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出版物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并负责组织市县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按分级管理的原则实施本规定。
第七条 音像制品的发行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

第二章 出版物发行审批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必须经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核批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条 申请从事出版物总发行业务的单位，应经其上级主管机关同意，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审核后，报新闻出版署批准、颁发《出版物发行（总发行）许可证》，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方可从事出版物总发行业务。
第十条 申请设立出版物批发单位或申请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的单位，经地市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核，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批准，报新闻出版署备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颁发《出版物发行（批发）许可证》，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开展出版物批发业务。
第十一条 申请设立出版物零售、投递、出租单位或申请从事出版物零售、投递、出租业务的单位和个人，由当地县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批准，经地市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报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备案，由当地县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颁发《出版物发行（零售、投递、出租）许可证》，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出版物的零售、投递、出租业务。
第十二条 从事出版物总发行业务的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法人资格的国有出版物发行单位及国家核准的国有资本控股的出版物发行公司；
（二）有符合新闻出版署认定的、能够承担行政责任的上级主管机关；
（三）有与出版物总发行业务相适应的、相对固定的发行专业人员；
（四）有与出版物总发行业务相适应的设备和固定的经营场所，注册资金不少于1000万元；
（五）有向全国（包括农村、边远地区）发货的能力和相应的备货能力；
（六）有健全的管理制度；
（七）行政法规及新闻出版署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设立出版物批发单位或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的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国有、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依法设立的公司；
（二）有符合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认定的能够承担行政责任的主管单位；
（三）有与出版物批发业务相适应的相对固定的发行专业人员；
（四）有与出版物批发业务相适应的设备和固定的经营场所，注册资金不少于50万元；
（五）法规、规章及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四条 设立出版物零售、投递、出租单位或从事出版物零售、投递、出租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经营者必须有当地常住户口；
（二）经营者应经过专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证书；
（三）有一定的设施和资金，有固定的经营场所，法人的注册资金不少于10万元；
（四）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五条 设立出版物总发行、批发、零售、投递、出租等单位或从事出版物总发行、批发、零售、投递、出租业务的单位除依照前款条件外，还必须符合有关出版物市场总量、结构和布局的规划。
第十六条 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不得从事出版物总发行、批发业务；出版物印制、复制单位不得从事或间接从事出版物的总发行、批发、零售业务。
第十七条 组建出版物批发、零售等交易市场，设立读者俱乐部等进行出版物交流、销售活动的经营性组织，应经当地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批准，报新闻出版署备案。
设立全国性的出版物连锁销售组织，应经总部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核，报新闻出版署批准。
开办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出版物零售单位，应经当地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核，报新闻出版署核准。
第十八条 经批准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根据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在原审批部门备案后，可进行互联网上出版物的购销活动，非出版物发行单位不得开办“网上书店”或进行互联网上出版物的购销活动。
第十九条 申请设立出版物发行、出租单位或申请从事出版物发行、出租业务的单位或个人，应按前款要求向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交申请书、章程及有关证明材料。
第二十条 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60天之内，应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的决定。不予批准的，要说明理由。
第二十一条 经批准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人，需变更登记事项的，应事前向原审批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变更。
出版物发行单位和个人歇业、被撤销、破产或因其他原因终止营业应向审批部门办理注销登记，缴回许可证。

第三章 出版物发行管理
第二十二条 从事出版物发行、出租等业务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发行、散发、附送和出租含有反对宪法，危害国家利益和主权，违反国家民族政策，宣扬淫秽、迷信、暴力及法律、法规禁止内容的出版物；
（二）不得发行、散发、附送和出租国家明令查禁的出版物；
（三）不得发行、散发、附送和出租盗版、盗印的出版物；
（四）不得发行、散发、附送和出租无书号、刊号、版号及伪造、假冒出版单位出版的非法出版物；
（五）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买卖书号、刊号、版号；
（六）不得发行和出租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七）不得从非出版物发行单位和出版物零售单位进货；
（八）不得超出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核定的经营范围经营，也不得超越新闻出版行政部门限定的区域、地点经营；
（九）不得张贴和散发有法律、法规禁止内容的或有欺诈性文字的征订单、广告和宣传画；
（十）不得搭配销售、出租出版物和强行推销出版物；
（十一）不得擅自更改出版物标价和版权页；
（十二）《出版物发行许可证》应在经营场所明显处张挂，不得涂改、复制，不得以任何形式出借、出租、转让和转包。
第二十三条 出版单位委托出版物总发行单位征订发行出版物，应使用统一的《出版物征订发行委托书》；不得向无出版物总发行权的单位转让或变相转让出版物总发行权，不得委托无出版物批发权的单位批发出版物或代理出版物批发业务，不得委托非出版物发行单位发行出版物。
第二十四条 出版单位可从事本单位出版物的总发行、批发、零售等业务，但不得发行其他出版单位的出版物。
第二十五条 出版单位在注册登记城市之外设立发行分支机构，应经出版单位注册所在地和当地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批准，报新闻出版署备案。出版单位设立的发行分支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只能从事本单位出版的出版物的发行业务。
第二十六条 出版单位和出版物发行单位在注册登记地址之外另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出版物发行单位，均应根据所从事的业务范围，经注册所在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同意后，向当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申报，并由当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分别按照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二十、二十一条的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七条 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出版物发行单位的管理，按时对出版物发行单位进行年检。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应加强对出版物批发、零售等交易市场的指导和管理，做到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和科学化。要建立出版物市场检查队伍，完善出版物售前送审制度和年检制度。
第二十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和全国性出版、发行行业协会，可以申请主办全国性的出版物订货、展销活动。
具有出版物总发行权的出版、发行单位，省级出版、发行行业协会，可以申请主办本省的地方或专业性出版物订货、展销活动，可以接受委托承办全国性的出版物订货、展销活动。
不具有出版物总发行权的发行单位，不得主办或接受委托承办任何出版物订货、展销活动。
第二十九条 举办全国性出版物订货、展销活动，主办单位应提前六个月报新闻出版署审核批准。
举办地方或专业性的出版物订货、展销活动，应提前四个月报当地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批，并报新闻出版署备案。
第三十条 中小学教科书、大中专教材、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领导人的著作，由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出版物发行单位经营，其他出版物发行单位及个人均不得经营。
第三十一条 按规定内部发行的出版物应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核准的出版物发行单位或者出版单位在内部出售，其他出版物发行单位及个人均不得经营。
内部发行的出版物，禁止在公开发行的报刊、广播、电视等宣传媒体上宣传和刊登广告，禁止在门市部公开陈列。
第三十二条 按照有关规定进口的境外出版物由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出版物发行单位经营，其他单位发行或展销境外出版物，应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审核同意后，报新闻出版署批准。
境外来料加工的出版物必须按有关规定运返境外规定地点，需要在境内发行、散发、附送的，按进出口出版物的有关规定办理。境外出版物不得用于营业性出租。
台湾地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出版物参照境外出版物管理。
第三十三条 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取缔和销毁的出版物，由出版单位出版的，并从出版物发行单位进货的，其经济损失由出版单位负担，经济索赔一律通过原供货渠道逐级办理。

第四章 罚则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出版物发行的，由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其发行的全部出版物和违法所得，以及从事非法活动的主要工具、设备，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没收违法发行的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
（一）发行、散发、附送和出租含有反对宪法，危害国家利益和主权，违反国家民族政策，宣扬淫秽、迷信、暴力及法律、法规禁止内容的出版物的；
（二）发行、散发、附送和出租国家明令查禁的出版物的；
（三）发行、散发、附送和出租盗版、盗印的出版物的；
（四）发行、散发、附送和出租无书号、刊号、版号及伪造、假冒出版单位出版的非法出版物的。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擅自发行中小学教科书和发行、展销或出租境外出版物的，由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没收违法发行、展销或出租的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没收违法发行的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发行和出租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或擅自发行规定由内部发行的出版物的；
（二）擅自发行大中专教材的；
（三）出版单位发行非本单位出版的出版物的；
（四）从非出版物发行单位和出版物零售单位进货的；
（五）向无出版物总发行权的单位转让或变相转让出版物总发行权的；
（六）委托无出版物批发权的单位批发出版物或代理出版物批发业务的；
（七）委托非出版物发行单位发行出版物的；
（八）出版物零售单位从事出版物批发活动的。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参与买卖书号、刊号、版号的；
（二）超出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核定的经营范围经营，或超越新闻出版行政部门限定的区域、地点经营的；
（三）张贴和散发有法律、法规禁止内容的或有欺诈性文字的征订单、广告和宣传画的；
（四）搭配销售（出租）出版物和强行推销出版物的；
（五）擅自更改出版物标价和版权页的；
（六）《出版物发行许可证》没有在经营场所明显处张挂的，或涂改、复制、出借、出租、转让、转包许可证的；
（七）擅自变更登记事项的。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未经批准设立出版物批发、零售等交易市场，予以取缔，并对主办单位处1万元的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规定，未经批准擅自主办或接受委托承办出版物订货、展销活动的，由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参加未经批准的出版物订货、展销活动的出版单位和出版物发行单位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公开宣传和陈列内部出版物的，由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由新闻出版署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